14卷《從維熙文集》出版 作家不計私利筆桿才能硬

　　“你是《北京日報》哪個組的？”作家從維熙今年已經85歲高齡，一聽説他曾經工作過的《北京日報》要來人採訪，他破例滿口答應。這位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人極少接受採訪，與文壇也刻意保持距離，但始終對《北京日報》充滿了特殊情感。這次獨家專訪緣于近日《從維熙文集》的出版，當從維熙翻開老相冊，淡然、平靜地講述往事時，獨特的人格魅力也撲面而來。

　　憶往昔

　　三本書曾獲6000元稿費

　　在從維熙的老相冊裏，他60多年前在《北京日報》時的照片，文藝范兒十足。他身著中山裝，脖子上係著圍巾，眼神清澈，青春昂揚、意氣風發。

　　從維熙充滿感情地回憶説，1953年自己在《天津日報》發表了一些作品，後被《北京日報》文藝編輯、詩人晏明看中並向報社推薦。當時的《北京日報》副社長週游十分愛才，直接一紙調令，1954年將從維熙調來《北京日報》當編輯。“年輕的時候，我就認識土地、莊稼垅、穀子、高粱、大豆、野花，我願意鑽到那裏面去生活。”他説，即便是在文藝組當編輯，不僅申請去農村組採訪豬倌等，還兩次申請到北大荒採訪，併發回了大量報道，“我的中樞神經就通著大地呢。”

　　也正是那幾年，從維熙開啟了出書模式。他于1955年出版有生以來首部作品《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又出版短篇小説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長篇小説《南河春曉》。從維熙笑言，那時候行政級別不高，一個月69元工資，但這三本書他就拿了6000元的稿費，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他特別補充説，當年作家劉紹棠就用2400元，在北京光明衚同購置了一所獨門獨戶的三合院。“當我後來身陷囹圄，家中拋下的老母和幼子，在20年滄桑歲月中，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風活著，支撐他們活下來的支柱，主要靠這筆數目可觀的稿費。”

　　好景不長，從維熙的災難也跟著來了，1957年他因言獲罪，被劃為“右派”，那個週一的早晨他命運的軌跡從此改道，20年的勞改生涯開始了。他稱是“從九霄雲天折到社會谷底”。

　　但也正是由那三本書打頭，從維熙的寫書生涯艱難地延續下來。在從維熙的電腦裏，他用五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敲下了60年創作的作品目錄，共有71部，其中最早推出的是《七月雨》，最晚推出的正是《從維熙文集》。而正對著電腦螢幕的書櫃裏，整齊擺放的是他這一輩子出過的書。

　　從維熙不知道自己這輩子準確的作品字數是多少，他説，800萬字總該有了。此次推出的《從維熙文集》有14卷，540萬字，包括長篇小説卷5種：《北國草》《斷橋》《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曉》，中短篇小説卷5種：《大墻下的紅玉蘭》《浪跡天涯》《雪落黃河靜無聲》《鼻子備忘錄》《伴聽》，紀實文學、散文卷4種：《文海泅渡》《人在途中》《人文拾荒》《文學織夢》。

　　看今朝

　　晚年最珍愛童真純潔之作

　　在從維熙的老相冊裏，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有四樣東西：他結束勞改生活後，難以割捨的20年冰雪驛路上用過的鐵鋤、扁擔、鐮刀和當“煤黑子”時用過的榔頭。

　　這四件珍貴之物，至今還放在從維熙家的陽臺上。面對它們，從維熙心如止水，“我在失意的時候，也從來沒有産生過悲觀的念頭，這是我自己讚美自己的地方。”

　　對他來説，曾經的7000多個苦難的日日夜夜，早已化成了一筆精神財富。“如果沒有這段經歷，我怎麼能寫這麼多書。”他説，有時候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就忽然想到過去拉磚車的日子，一車磚200多斤，走上坡路一定要使勁跑，“到底是哪個舒服，一想到這些，我的心情瞬間就輕鬆多了。”回憶過去，再對照現在，讓從維熙變得輕鬆，這也成了他的晚年幸福生活的一大法寶。

　　從去年開始，從維熙開始梳理自己一生創作的作品，他和夫人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才完工。他坦言，進入晚年後，不再願意重溫沉重題材的作品，他最珍愛的反而是青春、清純之作。“那就是最純潔、最青春化、最毫無歷史灰塵的《裸雪》了。”

　　從維熙説，這部作品寫他小時候和同村小女伴小芹玩的事情，他們曾兩小無猜地涂指甲草、玩過家家、鑽秫秸垛、拜城隍廟、埋香棗花、捉蟈蟈、與大山對話，這種滿載童真、童趣的嬉戲到了晚年更觸動他。“我于1946年從河北玉田農村到北平來求學，插班于西四北小學六年級。”他至今記得，從村子走的那天，小芹送他，久久站在山坡上目送他遠去的那一幕。

　　從維熙説，他夫人看了《裸雪》也覺得非常清純。多年後，他和夫人一起回到故鄉，打聽小芹的下落，“我們找女孩的媽媽，問小芹到哪去了，她媽媽説，因為難産死了。”在沉重回憶和清純之作中，從維熙坦言，他的晚年精神生活很充實，很享受這個狀態。

　　念故人

　　至今想起劉紹棠依舊悲傷

　　“啪”的一聲，從維熙堅定地按動打火機，點燃了一支煙。他趕緊申辯説，夫人只批准他每天抽三支，這是在每日許可範圍之內的。他指著多年前他和劉紹棠合影的照片説，“這是劉紹棠，多好啊，這兩個人。”

　　從維熙清楚記得，1956年春天，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劉紹棠遞給他一支煙，從此他與煙結緣，更與劉紹棠結下最深厚的情誼。從維熙和劉紹棠早年都在《天津日報·文藝週刊》發文章，都是“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孫犁的學生，兩個少年長期互通書信。兩人是在《新民報》副刊的一次集會上首次相見，那一年，從維熙19歲，劉紹棠只有16歲。

　　至今想到劉紹棠的離世，從維熙依舊滿懷悲傷。1997年3月，劉紹棠彌留之際，不能再講什麼話了，卻讓家人打開抽屜，將剩下的幾條煙都讓老友帶走，權當最後的訣別。“他走了以後，我到他墓地獻花潑酒，他的墓曾在運河灘上，那是他最喜歡的地方。”

　　經歷過中國文壇的風風雨雨，從維熙説，他與《天雲山傳奇》作者魯彥周、《甲午風雲》編劇葉楠，以及邵燕祥、劉心武的文學思路更接近。從維熙最不恥的就是文壇小人，對於為自己牟私利的這類人，他從不客氣，甚至會“鐵門拒絕”，將來訪者毫不客氣地擋在家門外，“我認為一個作家的心胸應該開闊，為人應該正直，不從私利著眼，筆桿才能硬。”

　　“我一無金銀可揮，二無才情可以浪擲；我的生活體察和感情積累，不允許我‘玩弄文字’，只允許我向稿紙噴血。”從維熙説，他文學生涯最敬重的是八個字：以真為魂、以史為鏡。他對苦難的書寫都是真實的，不會放大，也不會刻意隱瞞什麼。

　　眼見自己很要好的老朋友大部分都走了，從維熙更對生死早已看淡，他一邊珍視健康，一邊豁達開朗，“上帝什麼時候揮手，我後邊就跟他走，鼻飼、插管一律全免，我不受那個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