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慰安婦英文著作作者：為受盡摧殘的生命做紀念

　　首部中國慰安婦的英文著作作者丘培培：

　　為受盡摧殘的生命做紀念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李華

　　丘培培出版了全球首部中國慰安婦的英文著作，作品中譯名為《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

　　丘培培是美國瓦薩學院中日文系主任，她出生於黑龍江，80年代移居美國。2002年，她在指導學生做有關韓日慰安婦的畢業論文時，開始接觸到慰安婦這個群體。但中國慰安婦在英文世界缺少聲音，她們的遭遇沉重地壓在丘培培心頭，為了在國際上發出她們的聲音，丘培培開始了艱難的寫作，前後歷時6年才完成著作。她説，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超越民族國家的立場去正視戰爭對人類生命的侵犯，加深我們對那段苦難歷史的認知。著作出版後，反響熱烈。日裔學生課後到她的辦公室表示感謝，聽眾聽了她的演講上前感謝她記錄了這段歷史，“我感到很欣慰”。

　　為受盡摧殘的生命做紀念

　　廣州日報：據你了解，有關慰安婦的英文著作情況如何？

　　丘培培：1930年初至1945年間，日本侵略者在亞洲徵抓大量婦女和少女，將她們稱為慰安婦。關於慰安婦的報道在日本戰敗後曾零星見於一些回憶錄、藝術作品、小説雜誌及電影書刊中。

　　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慰安婦口述史以英文出版，為國際社會搞清日軍慰安婦制度的實質提供了關鍵資訊。然而很長一段時間，關於中國慰安婦的英文出版物卻明顯缺失。見諸英文的倖存者口述資料大都來自前日本殖民地及東南亞地區的受害者，直至2010年，尚無一本關於中國受害者的英文專著。

　　廣州日報：你什麼時候開始關注慰安婦這個問題？

　　丘培培：我最初關注是在2002年左右。當時我所在的大學亞洲研究專業的一個學生做畢業論文，選題是韓日慰安婦索賠運動，由我和一位韓裔教授擔任她的指導老師。在閱覽文獻的過程中，我注意到關於中國受害者的英文資料甚少。從我當時接觸到的中文材料來看，中國女性是日軍慰安婦制度最大的受害群體之一，她們的受害經歷反映了日軍慰安婦制度最黑暗的一面。

　　我當時並沒有馬上投入這項研究，因為我的專業是日本文學而非歷史。我想一定有相關專業的學者在寫這方面的書。可是其後四、五年過去了，仍未看到有關於中國慰安婦的英文著作出版。幾年前讀過的中國女性遭受日軍摧殘的狀況一直沉重地壓在心頭，我感到應當讓國際社會知道她們的悲慘遭遇。銘記歷史，才能防止戰爭暴行的重演。

　　廣州日報：你是如何開始寫作中國慰安婦英文版著作的？

　　丘培培：寫這樣一本書並非易事。八十年代末慰安婦運動興起以來，這個問題始終是敏感話題。當時我剛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授予的研究獎金，在做古典文學方面的研究，放下心中的項目走進一個全新的領域去寫這本書，花了大量時間，能否出版完全是未知數。我當時身體狀況很差，正在治療中。身邊親友勸我三思，畢竟這個課題太沉重了，她們擔心我吃不消。

　　然而，如此大規模、如此慘痛的生靈涂炭，不應該也不能夠被忽視； 我始終無法忘記那些受害女性的悲慘故事，隨即下決心寫這本書，為那些受盡摧殘的生命做一個紀念。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國際社會了解那段黑暗歷史的全貌，將戰後各國間的和解與和平建立在真正的理解與互信的基礎之上。

　　加引號的慰安婦

　　廣州日報：在著作內容方面，對慰安婦一詞，你覺得不恰當，而應該是“性奴隸”，為什麼？

　　丘培培：慰安婦一詞對於中國讀者來説並不陌生。慰安婦是日文同字詞的直譯。很明顯，“慰安”二字的含義與受害女性在日軍慰安所裏的悲慘遭遇大相徑庭，因而這個掩飾罪惡的詞語是不應當用來指稱那些受害女性的。

　　之所以使用慰安婦一詞，是因為該詞近年來已廣為人知，在國際討論、歷史研究及法律程式中專指亞太戰爭期間遭受日軍蹂躪的性奴隸。因此，我在書裏將慰安婦一詞加引號，作為專題討論用語使用。

　　廣州日報：你的書中挑選了12位慰安婦，這12位有怎樣的群體特徵？為何挑選這12位？

　　丘培培：本書第二部分“血淚控訴”記載了12位日軍慰安所倖存者的口述史。這部分選收的口述史在地域(受害者家庭及慰安所所在地)、被害者年齡、被拘方式、受害時間等方面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並介紹了受害婦女在戰前和戰後的生活狀況。這12位倖存者的口述史我是根據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教授蘇智良與陳麗菲的中文采訪記錄整理翻譯為英文的，我也參閱了眾多中日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調查報告。

　　廣州日報：對於她們的口述歷史，你是否做了大量的核實工作？

　　丘培培：我的合作研究者蘇智良和陳麗菲教授也在1998年到2007年間對她們做了訪談調查。蘇教授認為，對於受害事實已經確認的倖存者，不應再重復地讓她們敘述受害經歷，因為倖存者每次講述這段經歷，就好像又進了一次地獄。

　　在編譯倖存者口述史的過程中，我還參閱了當時能找到的中日調查者公佈的所有相關調查材料、地方史志以及上海慰安婦研究中心保存的採訪錄影。

　　廣州日報：也有觀點認為口述歷史會因為記憶問題而具有主觀性，你怎麼看？

　　丘培培：企圖否定日本帝國侵略戰爭罪行的人常以記憶的不可靠性為由，詆毀原慰安婦證言的真實性。但是中國原慰安婦的受害經歷不可否認，因為她們大都是在日軍侵佔她們家鄉時被抓，不僅有地方歷史紀錄的佐證，還有當地目擊者的證明。事實上，本書第二部分記載的12位倖存者最初大都是在當地研究者和志願者幫助與支援下，站出來講述她們在慰安所的遭遇的，有事發當地的見證者，經過了多方核實。她們的口述史提供了關於日軍慰安婦制度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寫作時忍不住落淚

　　廣州日報：你還採訪了數名慰安婦，講述者再揭傷疤，而記錄者同樣心情複雜，當時你心情是否也非常矛盾？

　　丘培培：講述性暴力的受害經歷對倖存者來説十分痛苦。如康健律師説：“每一次對受害者的調查都是挖出她們心中幾十年的痛。” 研究者和志願者在調查過程中需要提供各方面的支援，譬如選擇讓倖存者放鬆的環境，有女性研究者在場隨時提供支援等。對倖存者來説，打破沉默需要強大語境的支援，讓她們得以發出自己的呼聲、找到適當的敘事方式。記錄慰安所倖存者的遭遇是非常沉痛的工作。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整理翻譯她們的口述史時忍不住落淚，沉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廣州日報：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你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丘培培：一個很大的挑戰是論證日軍直接參與了慰安所的設立與操作。由於日軍在戰爭結束時銷毀了大量罪證文件，同時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完全公開相關的戰時文件數據，軍事計劃、軍事行動記錄等尚未解禁。亞太戰爭時期的日本警察文件也未公開，所以調查慰安所的組建和運作機制困難重重。為此我查閱了中日雙方大量的戰時文獻，及戰後出版的歷史資料，包括日本政府調查數據集中收錄的戰時日本官方軍事文件。

　　為了儘量客觀、全面地記述日軍慰安婦制度的設立機制和慰安所實況，我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不僅引用了中國民眾和軍人的目擊證詞，也援引了日本軍人的相關日記與文書。

　　戰時駐華外國公民的目擊者記錄、回憶錄，也為本書關於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撰寫提供了重要細節與多重視點。

　　廣州日報：你對自己的這部作品有什麼期待？你最想跟讀者傳遞的是哪些資訊和觀念？

　　丘培培：由於我所在的大學教學工作量很大，這本書只能抽業餘時間來寫，加上我自己病休，親友病逝等，此書花了六年時間才完成。撫平創傷、走向和解，始於對歷史負起責任。我感到如果慰安婦的受害經歷不能被如實地寫進歷史，我們留給後代的戰爭記憶就是不完整的、不負責任的。

　　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超越民族國家的立場去正視戰爭對人類生命的侵犯，通過加深我們對那段苦難歷史的認知，促進亞洲乃至世界各國間的相互理解與和平。

　　廣州日報：你的學生、聽眾對你講述的中國慰安婦的悲慘故事(或對你的書)反饋如何？

　　丘培培：本書出版後，我曾應邀在加拿大溫哥華及美國新澤西、舊金山、洛杉磯等地演講，也在我校的一些課上給學生講了慰安婦問題。至今為止聽眾反響都很好。記得在溫哥華講演過後，兩位日裔聽眾上前感謝我把這段歷史記述下來，並希望此書能譯成日文出版。在學校也有日裔學生課後到我的辦公室表示感謝。我感到很欣慰。

　　廣州日報：最後，你對中國慰安婦這個悲慘的群體最想説的是什麼？

　　丘培培：慰安婦的歷史敘事是一份無比沉重的歷史遺産。當今世界上殘害女性的性暴力依然是武力衝突的常用工具，對女性的剝削奴役仍然在全球普遍發生。在我們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人道的世界而努力的過程中，慰安婦遺留給我們的歷史敘事，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我希望，隨著更多原慰安婦的個人回憶錄溶入人類共有的歷史記憶，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産將繼續教育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激勵我們不斷地努力，去防止反人類罪行的發生。

　　《日本帝國的性奴隸：

　　中國“慰安婦”的證言》

　　簡介

　　正文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戰爭記憶” 概述日本侵華戰爭與慰安婦制度的緊密聯繫，揭示了日軍大規模暴力強徵中國女性充當慰安婦的事實，日軍慰安所實況，及慰安婦制度下駭人聽聞的性犯罪。第二部分“血淚控訴”記載了十二位日軍慰安所倖存者的口述史。第三部分“追索正義”中主要探討二戰後國際戰犯審判對日軍性犯罪未加深究的原因，並對慰安婦受害群體的生活狀況及近二十年來慰安婦索賠運動在中國的展開進行綜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