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文化大家遺存迫在眉睫 周汝昌珍藏書信尚未面世

　　2017年剛過去兩個多月，周有光、馮其庸、楊祖陶、鄭孝燮、霍松林、夏傳才、牟永抗等文化名家先後辭世，也引起大眾的關注。但人們忙於緬懷他們的生平事業、學術思想，而常常忽略他們身後留下的寶貝，那些手稿、書信、藏書、藏品到底有怎樣的未來，很多還是未知數。

　　近5年來，去世的文化老人為數眾多。記者最近調查大家的手稿、書信等遺物的整理情況，發現因疏于整理、保存以及整理難度大等問題，很多大家的手稿等都面臨被埋沒的危險。搶救文化大家留下的珍貴遺存，可謂迫在眉睫。

　　羅哲文家存數萬張照片

　　非常珍貴卻至今未整理

　　北京安貞裏一套普通的住宅裏，著名古建築學家羅哲文曾在此居住30余載。他已逝世5年，但家中仍舊保持了其生前的樣子，一切都未改變。

　　羅哲文一生四處考察，親自攝影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他留下的照片多達數萬張。在羅哲文家裏，這些照片一張張緊貼在一起，看起來已很難揭開。一摞摞厚厚的照片，分別堆放于書櫃裏、走廊過道的櫃子裏，還有的碼在紙箱裏，更有很多照片藏在連羅哲文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從表面看去，照片大部分是黑白的，也有彩色的。用於標注的紙條插進照片縫隙，早已落滿了灰塵，字跡顏色也已黯淡。羅哲文生前對這些照片進行了分類，紙條上寫著各種地名加以標注，如麗江、青城山、廣元、岳陽、湖南鳳凰城、貴陽開陽、盧溝橋、陵墓、紹興新昌等等，還有波士頓、義大利、新加坡、瑞士等。但也有不少紙條上標注著“待分”。

　　這些數量驚人的照片，從未有人整理過。另外，羅哲文晚年用數位相機拍攝的大量照片，也是個未知數。羅哲文夫人楊靜華説：“我不是搞這方面工作的，隔行如隔山，羅哲文的事情不跟我説，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多少照片。”而羅哲文之子、著名書法家羅楊去年剛退休，他説之前忙於工作，根本沒有時間整理，接下來他計劃先將照片清點一下。

　　羅楊透露，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基金會、北京出版集團都曾提出要整理、出版這些照片，但羅楊和母親都擔心不懂行的人會弄亂，更擔心照片運輸途中會有遺漏。羅楊盤算著，至少先把照片清點清楚，再和有關部門、單位進行具體合作。

　　楊靜華老人知曉這些照片有多珍貴。她回憶道，1969年，羅哲文曾下放到湖北咸寧幹校勞動；1972年開始，湖南馬王堆漢墓陸續發掘出來，由於發掘文物都處於真空保存狀態，急需有人拍照，而羅哲文因攝影方面深得恩師梁思成真傳，於是相關部門將其緊急召喚了過去。但當年馬王堆漢墓的照片是否就藏在家中，楊靜華也不清楚。

　　羅哲文拍攝的大量照片，同樣為業內所關心。“羅哲文真正留名的該是這些照片，這是他最大的貢獻。”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説，這些照片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前後古建築與文物保護、搶救的重大事件、珍貴細節。

　　面對眼下如此尷尬的局面，楊靜華也是有苦説不出，“羅哲文生前從來就沒個助手，也沒個秘書，沒人能幫助他。”她説，羅哲文曾經努力想找一個助手，但未能實現；如果當初能有個助手，情況或許要好不少。

　　周汝昌珍藏書信尚未面世

　　留下眾多詩詞未整理出版

　　走訪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生前的家，到底未能成行。周汝昌先生於2012年5月去世，其女周倫玲誠懇地説，即便來家裏也看不到什麼了，她父親留下的書籍、手稿、書信、研究資料等基本上都捐出去了。

　　周汝昌的手稿、書信等，于2014年正式捐贈給了恭王府。之所以做出如此決定，一是因為1953年周汝昌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紅樓夢新證》，在該書第三版補遺中，他認為恭王府及後花園是《紅樓夢》大觀園遺址。為了更好地保存這項考證成果，他還與恭王府合作，錄製了專題片《芳園築向帝城西》。二是恭王府緣于周汝昌的著述觀點，打算要為周汝昌建立一個紀念館，並於2013年5月與周家達成捐贈協議。“我們也老了，整理父親的東西很不現實。父親要活著，他也會為我們的決定感到高興的。”周倫玲説。

　　周倫玲透露，周汝昌留下的東西最後裝了六七十個大塑膠箱。其中包括許多珍貴信札，像胡適寫給周汝昌的六七封信，還有張伯駒、徐邦達、啟功等名人寫給他的信，以及周汝昌一生精心收藏的老師顧隨的百餘封信。“當年我們生活條件不好，但從沒想過用這些東西來換錢。”周倫玲特別強調。

　　周汝昌留下的手稿數量很大，前期手稿是繁體的蠅頭小字，有的是草書，有的是鉛筆字但快沒色了，還有他的一些英文稿，這些都不易辨認。此外還有很多碑帖，上面都有許多題跋與批註。周倫玲説，到了晚年，父親的字更是重疊且筆畫不全，無法辨識了。“整理起來很艱苦，肯定有的整理不出來了。”

　　而關於那些捐獻的藏書，都是周汝昌當年一本本淘來的，因為經濟條件有限，它們看起來外觀不漂亮，但每一本書周汝昌都精心寫有題跋。晚年他視力大減，還會時常讓子女把“唐詩宋詞”從床底下的箱子裏翻出來，讓他們念給他聽。

　　周汝昌的重要遺存已捐出去兩年多了，但至今手稿整理沒有具體進展，紀念館也沒有下文。

　　家裏還有他留下的眾多紙片，家人還是不捨得扔。周倫玲如今就在一張張破爛紙片上，進行著仔細辨認。她發現那些寫在日曆上、紙片上的，竟然有不少父親創作的詩詞，還有寫了半截的文章。周汝昌寫過大量詩詞，但直到今天也從未出過一部詩集。周倫玲計劃把藏在日記、信件、文章裏的詩作蒐集、整理出來。她遺憾地説，父親給友人寫過的信中就有不少詩詞，但當年的友人都老了，或者早已故去，想找尋到所有的詩作根本不可能。

　　即便設法找到了，字跡的辨認也是困難重重。不久前周倫玲就將父親的一篇文章交給一家報社發表，文末綴有詩，編輯審閱後説，這詩的韻腳不對呀。於是通過郵件發去截圖，大家費了半天勁猜來猜去，才算有了答案，“很多時候，我經常就把他的字辨認錯了。”周倫玲説，自己不懂詩詞，這對她來説是很艱巨的事情。由此也可想像，那些捐獻給恭王府的手稿等，其整理難度有多大。

　　大家手稿待搶救並非個案

　　及時整理靠好助手與機構

　　事實上，許多大家的手稿長期處於疏于整理狀態，已成普遍現象。《梁思成傳》作者竇忠如發現很多老先生去世後，家裏都保持原樣。他到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家，桌子上還擺著北京人頭蓋骨的模型，而賈蘭坡留存的資料長期未能得到整理。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福春也證實，老詩人牛漢于2013年9月去世後，其書信至今沒有整理。在牛漢生前，劉福春編輯《牛漢詩文集》時，曾打算收入上世紀50年代牛漢與夫人的通信，這些書信曾于牛漢1955年入獄後被沒收，平反後才歸還。劉福春回憶，2009年他拿到了這批書信，準備著手整理，但牛漢認為出版並不合適，結果這批書信的整理也就此擱淺。

　　不僅如此，已過世的黃苗子、王世襄、史樹青、鄭孝燮等等大家，都留下很多東西，但因後人無暇整理或整理難度大等原因，手稿等就一直堆在家裏。

　　面對如此局面，竇忠如解釋，一代大家手稿未能整理，一方面是因不少老先生的家學沒有得以延續，家屬無人能承擔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於相關部門的重視度不夠，很多老先生都沒有助手。劉福春則認為，手稿、書信整理很複雜，誰來整理、怎麼整理都是問題，整理者不僅要認得字，還要涉及繁體字、異體字以及糾錯等問題，這是很多人都難以應付得了的。“一代大家的手稿整理，或多或少都面臨這些問題。現代文獻整理有規範性，但至今都少有人提。”

　　記者經過調查還發現，因為種種原因，一些名家的珍貴手稿、信札甚至已流散。草嬰于2015年10月去世，其女盛姍姍透露，草嬰上世紀五十年代翻譯的《一個人的遭遇》，八十年代翻譯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説譯稿，一直沒能找到。《復活》《安娜·卡列尼娜》譯稿當年交給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由出版社交付給印刷廠，從此下落不明。盛姍姍聽説這兩部手稿沒被扔掉，還在某人手裏。她熱切希望手稿持有者在看到本報報道後，趕緊與她或相關部門聯繫，儘快歸還父親的手稿，“這些手稿也將會捐贈給國家。”

　　無獨有偶， 著名古典文學專家霍松林今年2月在西安辭世。令霍松林家人意外的是，其簽名本圖書、手稿、信件等，已在網上賣得火熱。如霍松林1989年為終南印社寫的文章售價5000元， 寫給中華詩詞學會辦公室的信件，以及他寫給學生、好友的信件等，平均一頁信紙售價至少800元。霍松林的藏書籤名本，在網上至少有幾十本在售，最貴的大約400元一本。霍松林之子霍有光説，父親生前寄往編輯部、出版社的手稿、信件等都未退還，因一些單位管理不嚴格，有的手稿流入了市場。其中一部分流入市場的藏書，則是2005年霍松林捐贈給陜西師大後，竟然被學校當破爛處理掉了的。

　　調查還發現，名家手稿整理及時、完整、規範，與相關單位的重視，和名家生前就擁有好助手、好幫手都不無關係。侯仁之先生於2013年10月辭世，手稿、手繪圖等文獻的蒐集、整理已歷時7年，目前還在有序進行中。侯仁之女兒侯馥興説，北京大學專門成立了侯仁之採集小組，北大老師、碩士、博士等參與整理的人員，前後共有十余人。

　　而去年辭世的楊絳先生的手稿整理，在其生前就委託助手吳女士幫助完成。年逾八旬的吳女士學養很高，將龐雜事務打理得井井有條，在楊絳去世後，她依舊完成了相關後續工作。吳女士介紹，楊絳去世一週年之際將辦展，屆時楊絳手稿也將展出。

　　眼見大家的身後麻煩事成堆，當然也會有一些睿智老頭兒、老太太趁活著趕緊做出決斷。95歲的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已陸續將他的信札全部出版，其珍貴藏書也已捐獻。他説，就怕自己走了以後，很多事情的來龍去脈會變成一筆糊塗賬。

　　記者手記

　　大家手稿不可再生

　　不能變成一筆糊塗賬

　　文化大家留存的手稿、信札、藏書等，對於研究其生平、學術思想、為人治學、藝術造詣等方面，都有極珍貴的文獻價值，這一點不言而喻。

　　但事實是，不少大家生前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而身邊往往都缺乏助手、幫手，很多手稿、藏書、信札就胡亂塞到床底下、櫃子裏、紙箱裏，根本無暇顧及。何況有的大家突然離去，其生前只求清凈獨立工作，對身後事沒有交代，其留下的手稿身藏何處，數量多少，就如同謎團一樣，難以破解。

　　不僅如此，一些單位對於名家手稿、信札、藏品管理不善，造成一些手稿、信札流失，讓其在民間交易市場異常活躍。編輯部、出版社有嚴格的編輯流程等各類制度，但對作者手稿不僅不退還，而且一直缺乏嚴格的管理制度。多年前的“寬鬆”，如今卻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這對大家手稿的整體保護、研究也帶來了巨大損失。

　　面對這些現象，周倫玲提出了建議，她認為對於有成就的老學者，尤其是那些純學者，國家應多給予關注，生前應配備助手或學生，身後應對其著作抓緊整理。竇忠如也呼籲，為已退休的大家配備助手要形成機制、要成為標配。此外，嚴格的手稿管理制度也要成為一些單位、機構的標配。

　　文化大家離去後，其老家政府、曾經工作過的地方等都會紛至遝來，提出收藏手稿、信札的種種要求，有的家屬往往顧及各方，但手稿也就散落四處，變得“支離破碎”。其實，家屬如果能選擇檔案館、圖書館等可靠機構進行整體性捐贈，不失為上乘之舉，這對大家的全面研究將是極大的利好。如同當過十多年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館長的霍有光所言，“只有國家能夠保留，其他任何人都保留不了。”但不可忽視的是，國內目前還缺乏成熟的名人手稿、收藏捐贈機制，家屬捐贈是否適當給予經濟補償、獎勵等，尚缺乏細化的措施，這也擋住了不少家屬的腳步。

　　但無論怎樣，文化大家的手稿、信札將越來越成為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其文化價值、文獻價值不可估量。保護大家手稿，就是為民族留下時代印記和文化記憶，不能再任其自生自滅了。

　　路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