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氣候變暖是否必然導致的人類劫難或許還未可知，但氣候變暖背後的宇宙論轉型則是鐵板釘釘的歷史事實。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在白宮玫瑰園表示，美國將不履行限制碳排放量的2015年巴黎協定。根據該協定，195個國家將通過節能減排，將全球長期氣候變暖控制在2度以內。根據奧巴馬政府原先的承諾，美國計劃到2025年將溫室氣體從2005的排放量的基數減排26-28%。特朗普的道理很簡單：他的“主義”就是美國眼見為實的利益高於一切，而減少碳排放會對美國商界和勞工界的短期利益造成直接傷害。 從特朗普主義的角度看，這種在世界舞臺上背信棄義的行為恰恰是對“美國第一”的最高忠誠。任何對全人類的最高利益的説教都只是空談，更何況全球氣候變暖在特朗普信眾看來可能根本就是世界主義者的陰謀。在此背景下，杜讚奇的《全球現代性危機》中文版的出版正逢其時。它所討論的正是目前這種危機深刻的宇宙論基礎。
全球氣候變暖是否必然導致的人類劫難或許還未可知，但氣候變暖背後的宇宙論轉型則是鐵板釘釘的歷史事實。這就是從週而复始的迴圈時間向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線性時間的轉型。無論特朗普主義者多麼堅信“美國復興可待，全球變暖無期”，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正是美國興起所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與地球環境的關係。在這以前，雖然人類已經成為地球上最可畏的物種，但畢竟還無法決定性地干預地球的能量迴圈和地質過程。一旦人類掌握了全面挖掘和利用化石能源，事情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此，文明的能源基礎從利用水、風和生物能轉向積累了億萬年前太陽能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人類就完全步入了一個線性時間的時代。隨著大量廉價的能源轉化為驅動現代生活的動力，或者變成日常生活中成千上萬的化學産品，人類的物質生活終於進入了一個呈幾何級數蒸蒸日上的時代。
與此同時，隨著化石能源源源不斷地通過穩定可控的過程進入現代人的生活，也隨著人類知識的確定性日漸提高，未來終於不再是不可名狀的或者過去的重復，而是成為了可預期、可控制、可改變的變數，進而通過金融及其他體系的運作，與當下與未來的生産生活融為一體。於是，現代人與其説是活在當下，還不如説是活在一個深層時間（deep time）、當下與未來時間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時間體系中。如果説這種宇宙論有什麼特點，那就是人類已經從“現在”中解放出來，通過能源等技術不斷塑造出不斷從“過去”走向“未來”的“革命和發展”的線性時間。
根據杜讚奇教授的新書《全球現代性危機》所提供的歷史社會學批評，這一切的變化的起點是十七世紀的近代早期的歐洲政局。肇始於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導致了一連串圍繞政治與宗教的戰爭，尤其是席捲歐洲大陸，幾乎毀滅德意志諸邦國的“三十年戰爭”，最終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而落下帷幕。條約規定，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新教與天主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各邦國的官方宗教又邦國的諸侯來決定。換而言之，中世紀基督教歐洲的大一統在法律意義上正式解體了，代之興起的是以統一信仰為特點的教派化國家。
所謂教派化，並不是説現代國家必然建立在某一種宗教之上，而是説原來多多少少邊界模糊的社群與族群變成了類似于宗教革命中産生的各種教派那樣的邊界分明的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進而被認為是亙古長存的，擁有相對固定的語言、文化甚至疆域。民族與國家化身為超越一切的歷史主體以及宗教式信仰和犧牲的對象。按照黑格爾的通俗説法，“（民族）國家”就是“神”自身在地上行進。
從“教派化”到戰後的世界歷史就是國人所熟悉的國家形式的大轉型或者“大國崛起”：第一，信奉新教的海洋國家崛起並成為世界的真正的霸主，先是號稱海開工車夫的荷蘭，然後是創造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最後是信奉“昭昭天命”、雄踞西半球並傲視全球的美國；第二，民族主義從歐洲席捲世界，將封建體系下的邦國或傳統帝國支配的民族共同體塑造成統一的民族國家，有的封建國家一度成為新的區域性帝國的核心，例如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直到它們被更強大的世界性帝國打敗；第三，原來的歐洲和世界各地的多元宗教帝國，包括信奉溫和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和莫臥兒帝國，以儒教為中心的清帝國，多民族、多宗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東正教主體的俄羅斯等傳統帝國的逐漸衰落、解體。
兩次世界大戰或“全球三十年戰爭”之後，原來的多民族帝國或殖民地按照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結合的原則構造新的大一統國家，例如蘇聯、東歐、中國和印度。在社會主義的對峙中，歐美也被迫作出應對，構建出新的普世原則以及全球和區域整合模式，即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與全球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當然，雖然歐美打贏了冷戰，但最終的勝利者是用經濟增長旗號動員國家和社會參與市場競爭的的全球資本。最近四十多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市場經濟的空前繁榮，導致了全球範圍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國家能力的弱化和全球生態環境危機，包括全球氣候變暖。對於大部分國家而言，尤其是增長放緩和停滯的歐美國家，貧富分化和國家能力還是更嚴重的問題。
雖然美國在冷戰結束以來的二十年中一度主宰了世界秩序制度，但今天更為重要的發展是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可以説是數百年來源自基督教世界內部紛爭的教派化世界史的轉捩點，因為歷史上的中國是與整個歐美體量相似，但遭遇迥異的多民族的文明國家。雖然秦漢帝國在宗教、政治方面與羅馬帝國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之後的中國既沒出現過中世紀的統一宗教，也沒有建立過西方現代前期的殖民帝國。
當代中國也不是現代西方式的教派化的民族國家，其崛起的方式也不是作為宗教戰爭延伸的意識形態化的戰爭，而是對主要通過融入和整合全球經濟，重新回到晚明到盛清之間曾長期佔據的世界經濟核心的地位。最近，中國對全球貿易體系和環境治理的支援更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中國自古以來到鴉片戰爭一直佔主導地位的迴圈歷史觀，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天下思想與朝貢體系，以及國家主導社會、市場與宗教的歷史傳統，都意味著中國歷史文化的復興，將在很大程度上挑戰和改寫歷史的規則。中國崛起將對西方模式主導的世界文明帶來何種影響，將是未來幾十年值得關注的世界問題之一。
杜讚奇教授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在印度建國初年出生於作為印度、內亞與東亞文明十字路口的阿薩姆邦，早年求學于後尼赫魯時代政治動蕩的新德里，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普世主義思潮，但對馬克思主義情有獨鍾。在隨漢學大師孔飛力教授轉去哈佛大學完成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史經典的博士論文《華北農村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0的華北農村》之前，杜教授曾長期在美國人類學和進步思想的聖地芝加哥大學學習和深造。從80年代末到2008年，杜教授又曾長期執教于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史和東亞史。
在先前的一個訪談中，杜讚奇教授曾表示，比起哈佛所培養的“學者”（scholar），芝加哥大學更注重於“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在芝大的二十年間，他先後出版《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質疑中國現代歷史敘事》和《主權和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的現代》。正如我在譯者後記中所述，這三項專題研究反映了杜教授自從早年求學時代以來對中國乃至亞洲、全球政治與歷史的思考。如果説《權力的文化網路》還只是在思考中國現代國家的興起與近代基層治理的裂變，從而檢討現代性對於傳統社會的破壞，那麼《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和《主權和本真性》則已經上升到對歷史本質的研討：前者質疑了佔據主導地位的、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線性歷史的選擇性敘事，尤其是它對於傳統概念和敘事的改造與顛覆；後者則在全球與東亞現代性的框架中，討論了亞洲的精英如何通過借用西方的概念，改造和重塑滿洲的地理和歷史，從而使其服務於不同類型的現代國家建構。
杜讚奇教授在芝大時代這本兩本可以説都是代表了對於傳統／現代，線性／非線性歷史思考的新階段。讀過杜教授著作的人對此應該並不陌生。例如《全球現代性危機》的一些重要的研究範疇和概念工具，例如流轉（circulation），本真性（authenticity），救世社團（redemptive society），線性歷史（linear history），主權和區域建構等，都是在這兩本書中提出並闡發的。
從芝加哥大學榮休之後，杜讚奇教授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和亞洲研究所（2008-2015）。這本書的研究和寫作正是在這一階段完成的。新加坡地處世界最繁忙的馬六甲海峽的要衝，同時還是東南亞的經濟中心以及歐美、中國、印度文明交匯的地方，可以説是亞洲崛起時代全球體系的最佳觀察點。亞洲研究所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旗艦項目，囊括了國大人文、社科與亞洲研究的核心研究團隊，旨在對當代亞洲的前沿問題，例如移民、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等展開全方位、多學科的交叉研究。
杜教授在亞洲研究所的所長任上開展了許多別開生面的跨學科活動，其中就包括一個叫做“亞洲內部聯繫”的讀書會。我當時正在亞洲所樓下的東亞所做研究助理，抱著忐忑的心情寫信要求參加，沒想到立刻得到了杜教授很爽快的答覆。在這裡，我們讀到了許多亞洲和全球歷史的經典著作，例如阿布-盧果得的《歐洲霸權之前的世界體系》（The world system before western hegemony），裏博曼的《形異神似》（strange parallel），查特吉的《政治社會的譜係》（Lineage of Political Societies），恰特爾瓦提的《地方化歐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奧瑞吉的《亞當斯密在北京》，米什拉的《重塑亞洲的知識分子們》，以及彭慕蘭的《大分流》等。這些著作大多兼具理論深度與歷史厚度，運用亞洲的經驗來挑戰源自歐洲的理論和敘事。我們時常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從亞洲的歷史經驗中提取思想，思考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十幾本書讀下來，經過討論中的耳濡目染，我對亞洲傳統與全球現代性興趣有增無減。所以，當我第一次讀到《全球現代性危機》一書，對於其問題意識並不感到陌生。
《全球現代性危機》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從亞洲的歷史傳統和當代實踐中找到一些具有啟發性的思想和實踐，從而幫助我們思考，我們如何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需要的宇宙論思想和實踐，避免競爭性民族國家的工業化的災難性環境後果。這就需要我們從頭到尾對亞洲的傳統進行初步的清點，理出那些相關思想和實踐，並找出其內部聯繫。在這本書所討論的思想和實踐既包括了數百年前莫臥兒帝國治下的宗教容忍政策以及明清帝國對於民間宗教的合理利用，也包含了最近幾年在印度、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民間興起的民間環保組織及亞洲各國的環保政策，尤其是東盟與社會環保組織之間的合作。
這本書並不能提供解決全球環境的靈丹妙藥。事實上，這個世界上也不存在這樣複雜歷史工程的操作手冊。這本書的目的在於從以下三種歷史與文化資源中找到聯繫，從而為應對未來的全球環境危機提供一些思路：首先是亞洲歷史與當代的理論資源，例如大乘佛教與複雜性理論；其次是亞洲傳統的“教派化”轉型的反例，比如長久不衰的民間宗教儀式，中國民國時期的救世社團與甘地復興傳統的“真理堅固”；最後是當代亞洲的環境保護與區域形成的實踐，尤其是東盟保護湄公河區域的實踐。貫穿三者的是亞洲傳統宇宙論中提綱挈領的一元論——無論是天人合一還是梵我合一，以及它所反對的教派化的民族國家主義及其線性的、天人兩分的世界觀。“地球拯救”的關鍵在於從最深層次上認識到全人類乃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而人類真正的神聖的源頭本來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
這本書的中譯版尚未付梓，世界政治形勢風雲突變。特朗普的當選在美國知識界與文藝界掀起軒然大波。很多人驚呼這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納粹思想重新興起的轉捩點。這或許都有幾分道理。但事實上，特朗普主義的勝利不過是全球資本再下一城，因為它表明歐美國家的內部分裂將進一步加劇，國家將更加無力全球資本的擴展，從而更容易淪為資本的工具。事實上，美國未來的再工業化能力畢竟是有限的，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鼓吹宗教民族主義，集中國家權力並全力推進西方式工業化的印度強人莫迪，以其中國模式中某些不可持續的因素。
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全球現代性危機》提出的願景似乎離我們更遙遠了。不過，正如杜讚奇在本書中一再堅持的，歷史的展開並不依據“線性“的既定程式，而是充滿了往復、迂迴和其他種種意外。未來是不可知的，但又是可塑的。一個願景能否成為現實本身可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為這個時代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反思過去，不是因為歷史一定會重復，而是由於過去中潛在的未來的可能性。這也正是本書所揭示的歷史知識之意義所在。（文/黃彥傑 《全球現代性危機》中文版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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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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