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學批判三部曲”作者佛爾談東亞佛學

佛爾像（澎湃新聞 劉箏 繪）

　　（一）我們應該折回源頭來考察佛教

　　上海書評：中國讀者知道您是一位禪學（尤其是北宗禪）專家，同時也是一位日本宗教和密教研究領域的領軍學者，能先請您談談您的求學經歷嗎？

　　佛爾：我最初在法國時並沒有研究佛教，就有限的閱讀而言，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的著作。我讀到他關於禪的一篇論文，對柳田聖山讚譽有加，這間接地將我推向柳田。

柳田聖山

　　然而當我到日本時，柳田聖山一開始就詢問我是否知道戴密微已于近期離世。在此之前，我曾想要返回法國跟隨戴密微學習，但是我從未有機會碰到他。接下去七年，我主要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親炙于柳田先生門下。柳田先生對我很友善，我經常和他辯論數小時，問他各種問題，而他也喜歡被挑戰。在一次辯論後，他對其他在場的學生説：“一個外國人使我陷入窘境，這還是第一次，然而我卻感到非常享受。”想起來分外有趣。那是苦惱的歲月，同時也獲益頗豐。我鑽研如《傳燈錄》《祖堂集》及其他禪的文獻總集，完全沉浸在公案中，這是一項非常專精的工作。然後我意識到，如果想要理解道元禪，我必須折返到它的源頭，這就是我研究北宗禪的動機。但在那些年，我沉浸在文本研究和禪修實踐中，在離我的寓所很近的著名禪寺（天龍寺）打坐，有為期兩年出色的禪修經歷。在某次“攝心”活動中，經歷了一整天的坐禪，我們開始端坐在綠側，欣賞美麗的禪的庭園。那兒有一盤滿月，我徹底沉浸在某種精神狀態中。接著，一個和尚走向我，説道：“你需要奶酪嗎？”接著他從袖子裏掏出一些奶酪。那時我意識到禪僧比我想像的要現實得多，因此更好地理解了禪的傳統。

福柯在日本

　　1980年，我在日本的學習快結束時，遇上了對我産生很大影響的福柯。他是當時法國哲學思想界的主角，有一陣我擔任了他在京都和奈良的導遊，對他的個性自然印象深刻。我把他介紹給我在天龍寺的師父，由我充當翻譯，他們似乎在同等層面進行交流。因為福柯很好奇，師父就説：“為什麼我們不嘗試一下打坐呢？”福柯和他的朋友試著盤坐，但半小時之後，他們連站都站不起來了。我非常驚訝，因為他剛剛出版了《規訓與懲罰》這本書，而這部書的內容全是在討論肉體懲訓。我當時想，他寫的書是關於肉體實踐的，卻從不親身進行肉體實踐，而當時我認為肉體實踐是重要的。不過，無論如何，我開始閱讀他，發現他，也閱讀德里達和其他思想家。這种經歷促使我對理論發生興趣，後來我試圖將佛教與所謂的法國思想結合起來進行思考。

　　起先我考察北宗禪，發現北宗在禪傳統中是一隻被馴服的“替罪羊”，接下來我意識到許多在早期禪裏顯而易見的東西都應該被拒絕。例如“頓禪”，哪有什麼“頓禪”？這種態度也應該付諸佛教中的許多遺跡、修行、儀式。“頓”僅僅是一種修辭，在禪的實際修行過程中，禪僧和其他僧侶沒什麼不一樣。禪僧假裝不同，但實際上他們仍然在舉辦各種儀式，他們仍然膜拜遺跡和聖像，許多事情都可以按照這種理解得到解釋。於是我開始考察所有這些在禪傳統中被忘卻的方面，我也在日本中世紀宗教史研究中貫徹這種思想。後來，我意識到所有諸如此類被忽視的元素實際上都來自密教，因此漸漸地對密教興趣漸濃，目前依然在從事相關研究。

　　上海書評：説到福柯等思想家，您是如何看待“理論”的呢？

　　佛爾：現今每個學術領域都以非常保守的姿態限制其自身，它們都試圖維護自己的邊界。因此，作為學術領域的“宗教研究”或“佛教研究”，本能地拒絕“外面的人”（其他學科）進入。因此，當我最初將“理論”帶入佛教研究時，並不受歡迎。我與福柯會面之後（我們後來又繼續在法國會面），我意識到“權力”和“規訓”在禪史研究中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因此開始真正地以福柯的方式來理解禪的傳統。此外，德里達的思想對理解公案傳統也是一種幫助，例如他關於“文字學”、“書寫”和“言語”的理論。我想這也是通往“語錄”的有效方法，因為“語錄”是人們言語的記錄，換句話説，這些言語的記錄文本聲稱它們不過是“機緣問答”的謄寫本而已，但實際上它們一開始或許就是“書寫”出來的。我發現德里達解構西方傳統的思想對佛教研究非常有用。

　　上海書評：在中國，我們有一個專業叫“中國佛教”，我們的佛教研究使用的材料絕大部分是中文書寫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係，“東亞”是西方佛學研究的關鍵詞。對這種差別，您怎麼看？

　　佛爾：從西方的視角看，東亞佛教，或者更具體地説，中國佛教，很長時間都是經由日本人的視角來看待的。而且日本佛教一直視中國佛教為其源頭，因此許多重要和有趣的日本佛學研究是關於中國佛教的。所以，從日本人的“棱鏡”中觀察中國佛教就是理所應當的了。但最後人們開始明白這不是通往中國佛教的最佳方式：我們應該折回源頭來考察。一些學者（包括我自己）受到“返回早期禪源頭”的誘惑，從被重新發現的敦煌文獻角度考察中國佛教。

　　起先我們試圖從日本視角趨移到東亞佛教，包括中國和韓國，但卻陷入某種中國或韓國的對日本視角的“反應”的危險：為了應對日本民族主義，現在卻有了韓國或中國民族主義。如果中國佛教研究總以中國為中心，就會不顧及其他，因此需要第二步：在離開“日本中心”視角後，忘卻所有的民族主義視角（中國中心的或韓國中心的），從“泛亞（思想）運動”來探究它們之間的關聯，不僅探究各個“中心”或“首都”之間的關聯，也探討週邊區域之間的關聯。在這種意義上，現有的各區域佛教固然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它們之間的關聯。

玄奘西遊與鑒真東渡

　　需要重申的是，我們面對一個很難忘卻或置之度外的“長期偏見史”，當然我們也不應忘卻。二戰結束後，對中國和韓國學者而言，他們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渴望向日本學習，但我想我們應該向前看。

　　上海書評：那麼，關於東亞佛教研究，現在有哪些新趨勢？

　　佛爾：當我在日本研究中國禪時，學界的整體研究思路是文本的。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與其説過於集中在文本的宗教或哲學意涵，毋寧説是構建文本的譜係及其與宗派特性之間的關聯。這正是我的老師柳田聖山教授所做的事情。

　　後來，人們開始追問宗教儀式。學界研究集中于佛教人物的修行生活方面，而非僅限于佛教文本或佛教哲學方面。在我看來，就是禪傳統中的“遺物崇拜”。近年來學界在此領域的進展似乎集中在咒語、辟邪物和護身符等方面。這些東西許多來自密教，因此也重新燃起人們對中國密宗的興趣。學者開始意識到不空這樣的人物確實重要。還有一行和尚（673-727），除了密教祖師這個身份外，在投入善無畏門下前，一行也是一位禪（北宗禪）僧，寫下了重要的《大日經疏》，這是研究唐代密教的主要來源之一。

　　還有對神聖空間的研究，比如對五台山、嵩山、峨眉山、九華山和天台山的專題研究。就我所知，林偉成近年出版的關於五台山的研究著作是第一部將此地宗教和藝術史（建築）關聯起來研究的著作。

　　另外一個領域是對佛教諸神的研究，佛教神靈的研究在中國佛教領域中尤顯欠缺。我以前的同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于君方（Yu Chün-fang）曾寫過一本觀音研究的重要著作，它實際上是觀音專題研究領域僅有的優秀作品。Megan Bryson寫了一本關於白潔的學位論文，很有趣，行將付印。白潔是雲南大理的一位女神，她與佛教中的鬼子母重疊，但也與儒家系統的某個神靈在婦德上有聯繫。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它關注邊緣：南詔國在漢文化的邊緣發展著，白潔這個形像是一個重要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