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光芒裏，是我們對傳統的迷戀

　　尋找日常中的詩意和雅致，是汪曾祺作品的特色。在《端午的鴨蛋》一文中，他這樣寫道：還有一個風俗，是端午節的午飯要吃“十二紅”，就是十二道紅顏色的菜。十二紅裏我只記得有炒紅莧菜、油爆蝦、鹹鴨蛋，其餘的都記不清，數不出了。也許十二紅只是一個名目，不一定真湊足十二樣。圖為豐子愷作品《買粽子》，他的畫也以描繪日常市井小品為人稱道。

　　王幹

　　他將現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為一體，將中國的文人精神與民間的文化傳統有機地結合，成為典型的中國敘事、中國腔調。

　　汪曾祺曾是一個被中國當代文學史遮蔽的大師。在過去很長時間裏，新文學的評判標準依賴於諸多海外標準，無論哪一條，汪曾祺在其中都是游離的狀態，不在文學思潮的興奮“點”上。

　　而今他在讀者和作家中的慢熱，持久的熱，正説明文壇在慢慢消褪浮躁。更進一步説，是在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確立的時候，汪曾祺開始釋放出迷人而不灼熱的光芒來。他將現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為一體，將中國的文人精神與民間的文化傳統有機地結合，成為典型的中國敘事、中國腔調。

　　我讀到汪先生的作品，最早是他的舊作《王全》。剛剛進入青春期的我，又逢上烈火灼心的歲月，一個暑假的炎熱夜晚，忽然在《人民文學》舊刊上讀到汪曾祺的文字，忽然平靜下來，夏夜也變得平靜溫和。

　　是的。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適合晚間閱讀。他的文字如秋月當空，明凈如水，一塵不染，開卷慢慢進入，心也漸漸平靜，故鄉，鄰里，同事，親友，陌生的街道和熟悉的老屋，昆明的警報和上海的星期天，高郵的河流和北京的安樂居，都是作家筆下輕盈流動的筆墨意象。讀罷，心靈如洗。

　　真正全方位的閱讀是汪曾祺在上個世紀80年代發表了《異秉》之後。《異秉》當時發在顧爾譚主編的《雨花》上，很少有刊物轉，也很少有人評介，而那一年我卻碰巧訂了《雨花》。《異秉》我看了之後的第一感覺是與我父輩的生活極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説的功力力透紙背。等讀到《受戒》《大淖記事》之後，就更加激動了。讀汪曾祺的小説，我經常産生這樣的念頭，哦，原來生活是這樣的，哦，原來日常生活也這麼美好!因為景慕汪曾祺的小説，一段時間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背出來。

　　汪曾祺對中國文壇的影響，特別是年輕一代作家的影響是巨大的。在風行現代派的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以其優美的文字和敘述喚起了年輕一代對母語的感情，喚起了他們對母語的重新的熱愛，喚起了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20世紀80年代是流行翻譯文體的年代，一些作家為了表現自己的新潮和前衛，大量模倣和照搬翻譯小説的文體，以為翻譯家的文體就是現代派的文體，我們現在從當時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就可以看到這種幼稚的模倣。尤其在“尋根”浪潮涌起一些人惟《百年孤獨》是瞻的時候，汪曾祺用非常中國化的文風征服了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的人，且顯得特別“新潮”，讓年輕的人重新樹立了對漢語的信心。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大波大瀾，很少戲劇性，寫的都是極其日常的生活，極其平常的生活，可依然時時閃現著文學的光彩。寫日常生活，寫市井生活，很容易沉悶，也很容易瑣碎，但也是最容易見人性的。汪曾祺將老師沈從文的視角從鄉村擴展到市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一般來説，對鄉村的描寫容易産生抒情、詩化意味，而對於市井來説，中國文學少有描寫，更少詩意的觀照。這是因為市井生活和鄉村生活相比，有著太多的煙火氣，有著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詩意是無處不在的。在《歲寒三友》《徙》《故里三陳》等純粹的市井題材的小説中，汪曾祺讓詩意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市井，在汪曾祺的筆下獲得了詩意，獲得了在文學生活中的同等地位，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詞，而是人的價值的體現。汪曾祺用他的實踐告訴我們，日常生活也是文學，甚至是文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以前一直對寫實的日常的作品有偏見，可閱讀研究了汪曾祺之後，我改變了自己的觀念，並在此基礎上，對寫實作品特別是“新寫實”小説進行了較早的開發和研究。

　　汪曾祺不僅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也影響了我的生活觀念。因為老鄉的緣故，也因為研究他作品的緣故，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發現他不僅是在小説中審美，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則進行生活的。可以説，他的生活完全是審美化的。比如，他喜歡下廚，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認為那也是在做一部作品，並沒有因為鍋碗瓢勺、油鹽醬醋影響審美。我是有幸多次品嘗到他手藝的人，他做的菜也像他做的作品一樣，數量少，品種也不多，但每次都有那麼一兩個特別有特點。我最後一次吃到他做的菜，是他去世前的半個月，那天有個法國人要吃正宗的北京豆汁，汪曾祺就做了改進，加了一點羊油和毛豆熬，他告訴我説，豆汁這東西特吸油，豬油多了又膩，正好家裏的羊油又派不上用，羊油鮮而不膩，熬豆汁合味。他説“合味”的“合”發的是高郵鄉音ge。這豆汁果然下酒，我們倆把一瓶酒喝了。之後他送我到電梯口，沒想到，這成了永訣。

　　熱愛生活，在生活當中尋找詩意和審美，可生活並不全是詩意和審美，汪先生對此似乎毫無怨言，他身上那種知足常樂甚至逆來順受的生活態度頗讓我吃驚。很多人沒有想到汪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沒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先在白堆子，後來在蒲黃榆，都是施在新華社的房子。有一次我跟老先生開玩笑，你們家陰盛陽衰呀。老先生呵呵一笑，抽著煙，沒有搭腔。汪曾祺向我述説這件事時，一點也不惱怒，好像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房子只能“挂靠”在太太那裏。他在白堆子的住處我沒有去過，但蒲黃榆的居所我去了無數次，沒有客廳，稍大的一間做了客廳，太太和小女兒合住一間，他自己在一間六七平米的小屋寫作、畫畫、休息，很多的佳作就是在蒲黃榆的那間小屋裏寫出來的。蒲黃榆原是一個不起眼的地名，因為汪曾祺，很多人知道了這個地方。我最後一次見老先生，發現他搬到虎坊橋福州會館街的一幢大樓，這一次，老先生有了自己的畫室，他可以盡情畫他的畫了，他剛搬進去的時候興奮得畫個通宵。原來是大兒子汪朗把自己分的房子給父母住。汪朗是個孝子，他了解父母的心。汪曾祺在兒子的“大房子”走完他人生的最後的路程。

　　説我是讀汪曾祺長大的，這話有點流俗，但説我讀汪曾祺變老，雖然有點感傷，卻是無可改變的事實，讀著汪曾祺老去，一天天變老，也是不懊悔的事情。76歲的汪曾祺已經定格在那裏，而我在一天天地向他這個年齡接近，然後超越。而且，在我活得比他更老之後，更老的我還會讀他，讀汪曾祺，讀高郵的汪曾祺，讀揚州的汪曾祺，讀中國的汪曾祺。他的文字永在，我們的閱讀也永在，無論白天和夜晚。

　　(作者為知名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