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荒誕與隱喻的黑色寓言

　　充滿荒誕與隱喻的黑色寓言

　　——卡達萊新作《長城》編輯手記

　　文/張慧哲

　　2016年9月中旬，距離諾貝爾文學獎頒獎還有一個月之際，騰訊網、鳳凰網、北京青年報……各大媒體的文化版編輯再次撥通我和我幾位同事的電話：“請聯絡高興老師接受我們採訪。“請代我們聯繫鄭恩波老師。”“請再幫我們與卡達萊做一下溝通。”……如此多管齊下，如此嚴陣以待，皆因過往的十年以來，伊斯梅爾-卡達萊始終位居各大博彩公司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的前列。

　　出生於阿爾巴尼亞的卡達萊在中國一直名頭不夠響亮，甚至對於很多年輕讀者來説，聽到阿爾巴尼亞這個名字，還以為是某個非洲小國。而事實上，早在2005年，卡達萊便以他的成名作《亡軍的將領》一書獲得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歐美文學界交口盛讚他可與海明威、卡夫卡等大家比肩。而中國與遠在東歐的阿爾巴尼亞之間錯綜複雜的淵源，也是卡達萊作品中多次出現的一個主題。

　　卡達萊因幾部長詩而奠定在阿爾巴尼亞的文學地位，因長篇小説《亡軍的將領》在三十余國的出版而蜚聲國際文壇。然而，阿爾巴尼亞國內政治環境的風雲變幻，令他的命運也隨之多舛。

　　1986年開始，卡達萊陸續將幾部小説以及一些詩歌的手稿分批帶往法國，因為這些在當時的阿爾巴尼亞是無法出版的。按照當時阿爾巴尼亞的法律，絕對禁止“泄漏”文學稿件，所以卡達萊將其偽飾成用阿爾巴尼亞語翻譯的西方作品。他將手稿中的名字和地點替換成德國或奧地利的，假稱其為西德作家西格弗裏德-倫茨的著作。為了將風險降到最低，他每次只帶幾頁，最終通過一位法國朋友兩次飛往阿爾巴尼亞，將稿件全部帶到了巴黎。

　　這些稿件被存放在巴黎城市銀行的一個保險箱裏。它們清楚而直接地表達了卡達萊對阿爾巴尼亞政體的看法。其中便包括《長城》一書的部分手稿。在此之前，他只是間接或隱晦地提及此事。

　　當時的卡達萊，對阿爾巴尼亞時任政府的垮臺沒有任何預知。他之所以將那些“危險的”手稿轉移至巴黎，是為了讓出版商能在自己突遭自然或是“意外”死亡的時候，能將這些不為人知的作品迅速出版。

　　《長城》一書包含三個中篇小説，分別是《長城》《致盲敕令》及《阿伽門農的女兒》。《長城》圍繞對峙在長城兩側的一位明朝官員和一個蒙古士兵展開。征服了奧斯曼帝國的帖木兒卻無法突破明朝的薄弱防線。《致盲敕令》的背景是19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改革，描述了一個阿爾巴尼亞家族在帝國暴政下的悲哀命運。《阿伽門農的女兒》再現了20世紀80年代真實的阿爾巴尼亞，借助兩則希臘神話，討論了西方文化傳統的根基——專政的一面。全書情節迴圈往復，有如迷宮般精巧別致，仿佛充滿荒誕與隱喻的黑色寓言，討論了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政治統治。

　　時過境遷，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阿爾巴尼亞的政局也不復從前。這些手稿在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陸續在法國出版，隨後又在阿爾巴尼亞發行——而且是以兩個版本，被偷偷帶出阿爾巴尼亞的假冒西方作品版本以及恢復本來面目的原始版本。卡達萊正是希望它們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這個世界，希望它們能跨越將阿爾巴尼亞與世界分隔開來的那條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