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讓經濟學回歸現實了

　　筆者自學習西方經濟學以來，始終有一個困惑難以釋懷：我們學習經濟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學習如何發財致富嗎？經濟學給出的回答有點令人氣餒：經濟人是自私且理性的，他們天生就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無須別人的教誨，個人只要按照自利本能的指引，就知道應該如何從事經營活動，企圖通過學習經濟學去賺錢，似乎是在走不必要的彎路。那麼，經濟學是否可以用來經世濟民、富國興邦呢？好像也不行。從亞當?斯密開始的主流經濟學都義正詞嚴地告訴我們，市場上交易當事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會自動導致市場供求趨於均衡，並使社會整體利益得以實現。政府干預市場運作只能扭曲價格信號，導致資源錯配。既然如此，我們學習經濟學的目的何在？難道僅僅是用來證明經濟學是無用的？如果經濟學只能拿來自娛自樂，學習經濟學與效用最大化原則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筆者認為，一個好的經濟理論，至少應該具備三項基本特徵：一、良好的解釋功能；二、有效的解決方法；三、平和的解脫路徑。我們不無遺憾地發現，主流經濟學在這三個方面均乏善可陳。

　　以200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為例。主流經濟學家對危機發生原因的解釋，是將其歸咎於華爾街的貪婪和政府監管的缺失，抑或是美聯儲“錯誤的”低利率政策。筆者手頭有一本美國人寫的有關次貸危機真相的書，書名就是《貪婪、欺詐和無知》。這倒有點奇怪了，哪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不是在講，自利原則和最大化原則是經濟學的核心原則？哪一位經濟學家不會引用亞當?斯密有關“看不見的手”的那段名言——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可以自動導致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政府監管怎麼又成了市場穩定的必要條件？如果貪婪真的是次貸危機的原因，那麼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不是今天才變得貪婪的。至於欺詐和無知，則與經濟學的理性原則和完全資訊的假定相矛盾，在經濟學中，理性的經濟人被假定為可以根據市場資訊做出正確的決定，當然也包括對政府的錯誤政策做出理性的預期，他們是不可能被欺騙的。如果對次貸危機這樣重大的經濟事件都要借助經濟學以外的概念去解釋，我們有理由懷疑，經濟理論本身是否存在著根本的缺陷。

　　承認政府監管的缺失是導致次貸危機的原因，就等於承認，那只“看不見的手”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僅靠它的調節，市場並不會自動走向均衡，弄不好還會出大亂子。在危機面前，各國政府重新拾起曾經備受質疑的財政和金融手段來干預經濟，而就在這個時候，人們卻不幸地發現，政府本身早已債臺高築，可以動用的資源非常有限，經濟體還沒有從衰退的陷阱中脫身，政府卻出現了債務違約的危險。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這次淪落到自身難保，也要被別人來救的地步。這又如何是好呢？

　　至於認定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為次貸危機的原因，就更加難以自圓其説了。按照理性預期學派的説法，交易當事人可以對市場的所有資訊做理性預期，其中也包括對政府政策的效用預期。這種預期不僅會使政府政策失效，還會對政策引起的市場變化做出合理的調整。認定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為危機爆發的原因，豈不是對市場調節能力的自我否定？況且，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的救市方式，不過是一連串的QE。用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政策來拯救危機。如果低利率是引起次貸危機的原因，零利率和負利率又會引起什麼危機呢？這就好比醫生給病人病因的診斷是吸食鴉片過多，結果開出的藥方卻是讓病人吸食更多的鴉片。還有比這更為滑稽的解釋嗎？

　　經濟的危機其實反映的是經濟理論的危機。我們用來指導經濟政策的理論很可能出了問題。當“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同時失靈，而我們現有的主流意識，對此既不能解釋也不能解決的時候，有必要對我們曾經堅信不疑的理論信條進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審視。

　　自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之後200多年的時間裏，主流經濟學基本上是沿著一條個體本位的方法論傳統演變的。這個傳統的特徵是：以個人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元，以個人追求財富的動機作為經濟行為的動機，並以個人收益的最大化作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原則。根據幾個由內省方式得出的“自明”假定，通過邏輯演繹，推導出整個市場的運作模式，如供求法則和市場均衡，等等。即便是“凱恩斯革命”，也沒有從根本上顛覆這一傳統。問題在於，主流經濟學邏輯演繹的前提假設是否可以成立。以經濟分析的基本單元為例，筆者以為，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交換，中間至少要涉及兩個行為主體、兩種不同的商品。也就是説，商品經濟最原始的單元應該是一個二元結構的交換單元，而不是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一個廠商和一種商品的一元結構。從交換的二元結構，我們還能推導出商品經濟的基礎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沒有利他成分的自利行為只能導致交換無法完成，或對交換形成破壞。經濟學家鼓吹的自利原則其實是對商品經濟的一種誤導。被稱為經濟學中心原則的最大化原則，在廣泛推演的過程中，會導致無法解釋的悖論。而理性原則和完全預期原則由於缺乏現實性的基礎，不僅與心理學的測試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産生與現實相一致的預測。通過對經濟學所有基本假設的重新審核，本書得出了一個結論：經濟學很可能在根基上就出現了偏差。

　　正是由於前提假設上的問題，在主流經濟學的邏輯體系中，經常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比如，主流經濟學一方面承認各種投資類別在收益上的差異，如利息、利潤和地租，同時又假定未來收益可以預期。我們知道，不同投資類別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於不確定性的存在和由此産生的投資者不同的風險偏好。如果未來收益可以預期，理性經濟人的正確決策肯定是進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資，而那些低收益的間接投資，如借貸及土地出租等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同的投資收益與未來收益可預期是兩個自相矛盾的假定，它們不可能同時成立。類似的問題，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會重復出現，筆者在正文中對此逐一進行了分析。

　　對於曾經一度佔據過統治地位，並且至今仍有巨大影響的凱恩斯經濟學，筆者也同樣持保留態度。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是由於市場自發調節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不足又起因于三大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但凱恩斯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普遍出現負儲蓄率的情況下，依然會出現産能過剩危機。同時也無法解釋為什麼當政府在救助經濟的同時，會出現筆者稱之為“凱恩斯死結”的結果——主權債務危機。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各國政府還在執行的經濟措施完全以這些有重大缺陷的經濟理論為依據，當所有的招數都已經用盡，比如實施零利率或負利率的政策，政府負擔難以為繼的鉅額債務，經濟依然無法擺脫困局，甚至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目前各種極端主義在各國抬頭，可以視為一個危險的信號。所以，不管從何種意義上講，都到了對經濟學進行全面梳理並重新構建的時刻了。

　　本書共分十五個章節，前十章涉及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後五章涉及宏觀經濟學的內容，每一章都針對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定理進行論辯，並提出替代的解決方案。筆者認為，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可以應用的科學，無論對於企業、個人還是政府，都是如此。人類進入21世紀，正面臨著一個全新發展時期的前夜，中國經濟學家如果以書本到書本的方式將主流經濟學理論當作指導中國經濟的聖經，很有可能使我們錯失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百年之後，我們將無顏面對歷史和後人。

　　縱觀人類歷史，每一個引領性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新經濟理論的誕生，一個站在人類社會發展前沿的大國，不可能是他人思想的模倣者和追隨者，沒有思想的領先，任何一個國家充其量都只能是二三流角色。時代呼喚經濟學領域中國學派的誕生。創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匹配的經濟理論，是中國知識精英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本書僅僅是為此所做的粗淺嘗試，若能為這一曠世盛舉添磚加瓦、略盡綿薄，也算是不辱使命，問心無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