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出版 喬姆斯基論美國：民主帝國的戰爭、謊言與殺戮

　　1951年，日本與美國為代表的部分“二戰”戰勝國簽署《舊金山和約》，美國竟然同意對日軍1941年以前的罪行不予追究，而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殺。

　　1964年—1973年，隨著越戰的升級，美國轟炸寮國境內的石缸平原，瘋狂投下二百萬噸的炸彈。時至今日，大量未引爆的炸彈仍然威脅著當地百姓的生命安全。

　　1989年，美國為保住在巴拿馬運河的既得利益，發動入侵巴拿馬的戰爭，行動代號“正義使命”。期間，大約3500人遭到殺害。

　　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公務人員保護協議”，授權總統可以在有美國人受到海牙國際法庭審判時，以武力入侵荷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及西方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政策已經導致了全世界範圍內5000萬到5500萬人死亡。

　　……

　　我們這個世界依然滿目瘡痍、強權橫行；不停地有人死去，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號下慘遭屠戮。而參與其中的力量幾乎都來自於歐洲“舊大陸”以及它在大西洋對岸那個強大而殘酷的後裔——美國。

　　從越南戰場和印度尼西亞的屠殺，到幾經戰火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再到遭到北約轟炸的南聯盟和利比亞，諾姆 喬姆斯基和安德烈·弗爾切克兩位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講述了他們親眼見證過的苦難與暴行；並將批判的鋒芒指向美國的全球霸權，揭露了它與數十年來世界上叢生的戰火、屠殺、暴亂、貧困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以自由之名》展示的是國際政治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是人類不能忘卻的記憶，以及無數公共知識分子、戰地記者和人道工作者的事業與憂患。作者以此警醒我們：不能空懷著同情和憤怒，等待著最糟糕的事情發生，更不能因此閉上眼睛；人們需要以主動的姿態應對這個世界流血的真相，讓曾經沉默的大多數，面對虛偽的自由與正義，發出反抗的怒吼。

　　本書是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諾姆 喬姆斯基與戰地記者、製片人安德烈 弗爾切克的世紀對話，批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為世界帶來的衝擊與破壞。本書涵蓋他們對於當代主要政治事件的深入反思，讓我們得以站在思想巨人的肩上觀察這個依然滿目瘡痍、強權橫行的世界。呼籲讀者洞悉世界政治的真相，並且批判性地思考世界秩序的現狀與未來。

　　索馬利亞海盜、轟炸利比亞、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內戰……用頂尖公共知識分子和戰地記者的視角和責任，帶你親歷政治災難與變革發生的地方。 “我感覺，喬姆斯基知道所有事情，而弗爾切克去過任何地方，”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法教授理查德 福爾克如是説。

　　本書為你描繪一幅詳盡的國際政治地圖。西非、南美、東南亞、東歐、中東……這些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發生什麼？兩位作者作為終日為人道事業奔走的活動家，將帶你觸摸當地人們的苦難與希望，將點亮你的認知地圖上的黑暗區。

　　該書引起了各國讀者的激辯。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慘劇和陰謀？誰來負責？跨國資本和軍事強權在國際上恣意妄為，我們擁有怎樣的反抗力量？

　　【基本資訊】

　　書名：《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國的戰爭、謊言與殺戮，喬姆斯基論美國》

　　（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封山對談錄，一本讓你看懂世界秩序和真實美國的震撼力作。以自由之名，美國究竟幹了些什麼？回顧二戰以來的世界歷史，直面民主的陰暗面，追問人類苦難的根源，深度分析世界格局的未來趨勢）

　　原書名：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作者：[美] 諾姆·喬姆斯基、[美] 安德烈·弗爾切克

　　譯者：宣棟彪

　　書名原文: 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定價：38.00元

　　出版時間：2016年11月

　　作者簡介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社會批評家、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在世作者。他在語言學、心理學、政治學、傳媒學等諸多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學術上，他的理論曾在語言學和心理學領域引發認知革命。在政治上，他多次被稱為當代英雄，很多邊緣民族和群體的政治運動，都得到過喬姆斯基的政治觀點與影響力的支援。傑出政治思想家愛德華 薩義德認為，喬姆斯基是“不公正勢力與謬見的最重要的挑戰者之一”。他的主要語言學著作有《句法結構》《語言與心智》，而社會影響力更廣的是他的政治和媒體研究著作，例如《製造共識》《霸權還是生存》《理解權力》《失敗的國家》等。

　　安德烈·弗爾切克（André Vltchek）

　　作家、記者、製片人。作為一個專注調查報道西方帝國主義和軍事擴張的記者，他的足跡遍佈所有大洲，追逐世界上叢生的暴力事件和戰火。他親眼見證了波黑戰爭、秘魯的毒品戰、盧安達大屠殺、寮國內戰等形形色色的人道危機，還在東帝汶受到過拷打。他出版了10本書，錄製了多部紀錄片，致力於記錄那些發生在全球各處“被遺忘的國家與民族”身上的人道危機，並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回應。他的影片作品包括書中提到的《盧安達式的開局》《被遺忘的：一個國家的分裂》，以及《飛往達達阿布》（一部反映索馬利亞難民生活的紀錄片）、《圖梅尼》（一部探訪肯亞瘟疫區的紀錄片）等。

　　媒體評論

　　閱讀喬姆斯基總是發人深省、富有教益的，他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也許他是這個星球上聽眾最廣的國際政治之聲。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以自由之名》非常有用、簡單明瞭，介紹了作者的世界視野。喬姆斯基和弗爾切克對西方犯下的戰爭罪行非常熟悉，這本書將給那些不那麼了解這些事的人打一劑“預防針”。

　　——凱文 巴雷特（Kevin Barrett），政治活動家、伊斯蘭問題專家

　　談話旋風般席捲了二戰後西方帝國主義和先前共産主義陣營的歷史，以及在中國和拉美正在發生的變革。明晰、廣博、有膽識。喬姆斯基與弗爾切克無所畏懼，準確診斷了世界的積弱，揭露了現代資本強權深藏不漏的卑鄙手腕。

　　——約翰 格林(John Green)，作家、製片人

　　讀完此書，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喬姆斯基知道所有事情”而“弗爾切克去過一切地方、做過所有事情”。……我們所關心的事與真正值得關注的事之間的鴻溝，將由這本書來填補。

　　——理查德 安德森 福爾克（Richard Anderson Falk），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學教授

　　【文摘】

　　序言

　　一、

　　這位和我討論這個世界的狀況的人，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知識分子”、“我們時代被最廣為引用的人”或“一位與無數弱者遭受的掠奪英勇鬥爭的戰士”。但他是不會接受這些溢美之詞和豪言壯語的。

　　對我而言，諾姆 喬姆斯基也是一個鍾愛玫瑰和上等紅酒的人；他在述説歷史和那些在他生命中經過的形形色色的人的時候是熱情而親切的；他是一個善於提問並認真傾聽的人；他也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一個充滿關懷的人類的一員和一個可親的朋友。

　　在諾姆位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的一面墻上，懸挂著伯特蘭 羅素的照片和他的一句話：“三種簡單卻強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無法抑制的同情。”

　　出於某些原因，每當我想起這句話時，我總感到它就是諾姆説的。可能是因為從他的所作所為中我可以看到，這句話似乎就代表了他自己的人生哲學。

　　……

　　二、

　　當諾姆不知疲倦地旅行，拜訪那些需要他關注和支援的地方和人民的時候，在某一時刻，我也決定回到我的戰地工作中去，回到那些在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裏針對無數人的滅絕行為不斷出現的衝突之地上去。

　　不停地有人在死去；人們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號下遭受屠戮。我通過寫作、電影和照片見證了太多恐怖的發生和生命的破碎，描述這些事件非常困難，也讓我感到非常痛苦。但為了去了解和理解這一切，併為這些“邊緣地帶”提供證詞，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去這麼做。在這個時代，這種記錄太稀缺了。

　　這些事件導致了全世界無數人類的苦難，其中的絕大多數關乎貪婪，關乎統治與控制的慾望。而後者又幾乎都來自於“舊大陸”以及它在大西洋對岸那個強大而殘酷的後裔。你可以給這個根源冠以很多種稱謂：殖民主義或者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者企業的貪婪。但是，名稱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帶來的痛苦。

　　我對諾姆的工作懷著最崇高的敬意和欽佩，但我從未想過要步其後塵。我想要做的是對他的工作進行補充。當他站在知識界和社會活動的前線的時候，我則試著從戰地前線和“犯罪現場”收集口述和影像的證據。

　　就他一直所致力的工作而言，沒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 在取得的效果上也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再對諾姆 喬姆斯基所做的如此出色的工作加以復述和肯定，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去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盧安達、烏干達、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亞、東帝汶、大洋洲和其他眾多成為西方資本實施或策劃的掠奪、蹂躪以及殘殺的對象的地方。我嘗試獨立地去闡釋他所説的和所描述的對象。

　　多年以來，諾姆和我交換並比較各自的意見。這項工作有時候進展快速，有時候則會出現很長時間的中止，但最後總是能努力得以完成。我認為，我們所為之奮鬥的是同一種使命：民族自決的權利和世界上所有人的真正的自由。我們也和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從中衍生出來的所有事物做鬥爭。

　　我們從來沒有宣稱過這些東西，也從來不對我們的活動做任何的定義。對諾姆來説，與不公正做鬥爭似乎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對我來説，與他共事並在他的結論的啟迪下進行拍攝和報道，不僅是一種巨大的榮耀，也是一次偉大的探險。

　　三、

　　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無數殘酷的衝突、侵略和戰爭以後，我確信，幾乎所有的這些都是由西方出於地緣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利益所策劃和煽動的。但有關這些殘酷的事件以及那些殖民帝國毫無顧忌地殘殺人類的“資訊”，卻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誕的地步。

　　喬治 奧威爾把除了歐洲、美國和一部分亞洲國家之外的人稱為“非人”(“un-people”)，諾姆同樣喜歡反諷地使用這一表述。但更加仔細地加以審視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人類中的大多數正是這數十億的“非人”。

　　我在西方媒體上所讀到的，和我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是不相符的。失敗的封建主義國家被譽為“生機勃勃的民主國家”，壓迫人民的宗教政權被描述成是“寬容”和“溫和”的。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和社會本位主義的國家則被不斷地妖魔化，他們本土的和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社會模式遭到誹謗中傷，被描繪得晦暗無光。

　　倫敦和華盛頓聰明的宣傳者要確保“保護”全世界的公眾不受“不愉快的真相”的干擾。公眾輿論、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受到人為的操縱。它們和大批量生産的汽車和智慧手機一樣，通過廣告和宣傳被推向市場進行兜售。

　　諾姆已經寫了幾本書，其中也涉及大眾傳媒在宣傳活動中扮演的角色這個問題，這對我們理解我們的世界是如何被控制和統治的至關重要。我也寫了無數的報道，用例子説明西方大國及其機構是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操控的，也多次嘗試回答像宣傳以及對大眾傳媒的控制這些問題。

　　西方的錯誤資訊常常清楚地指向那些拒絕遵從西方指令的國家：古巴和委內瑞拉、厄利垂亞、中國、伊朗、辛巴威和俄羅斯；另一方面，西方卻美化那些代表西方利益去蹂躪其鄰國或是掠奪自己窮苦人民的國家。

　　恐懼和虛無主義已經蔓延全球。西方似乎是這個世界無所不能的主人，人們害怕成為西方的目標，害怕受到西方的“懲罰”，害怕被貼上標簽、打上標記或者遭到冷落。

　　來自西方媒體和學術界的宣傳者在這種虛無主義的傳播中幫了忙。忠誠的宣傳員受到雇傭，宣傳這種虛無主義，他們受命與所有形式和來自世界所有角落的所有進步和獨立的思想和理念作鬥爭。樂觀主義、熱情和對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所有夢想都受到攻擊、中傷、懷疑或至少是嘲弄。

　　四、

　　我時常感到絕望，但從來沒有準備放棄戰鬥。形勢如此危急，個人的疲憊似乎是無關緊要的。

　　在我週游世界，夜以繼日地拍攝影片和寫作時，我常常會想起諾姆。他是我所知最鎮定，在知識和道德上最可靠的人。他挺身而出，驕傲地直面帝國主義“坦克”的勇氣鼓舞和啟迪著我。在某一時刻，我感到一種熱切的願望，希望與他並肩作戰。我希望通過談話的方式，總結我們所知的這個世界的不安狀況。

　　……

　　在麻省理工大學兩天多的時間裏，我們討論了西方國家對不計其數的屠殺以及他們在幾個世紀裏傳播到全世界的恐怖應承擔的責任。儘管這是個痛苦而尖銳的話題，但我們的談話進展得非常流暢和順利。

　　我們並沒有在每一個問題上都達成一致：對阿拉伯之春和土耳其的情況，諾姆似乎比我更為樂觀。而且，與我不同，他似乎確信西方終於正在失去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控制。但在所有的根本的價值觀上，我們是相同的。在這場討論中，兩個親密的盟友團結在了為共同的事業而奮鬥的旗幟下。

　　我們談話的主題有很多：從廣島原子彈到無人機戰爭，從早期殖民主義到西方宣傳機構使用的現代手段。這次談話也把我們帶回到紐約的百老彙和72號大街交叉口的書報攤；還把我們帶到尼加拉瓜和古巴、中國、智利和伊斯坦布爾，帶到這許許多多對我們而言無比親切的地方。

　　我以我所做的一個計算開始了我們的討論。據我計算，“二戰”結束後，大約5500萬人直接死於西方的殖民主義，數以億計的人則間接地遭到屠殺。在討論的結尾，諾姆表示，所有人都可以做出選擇：行動起來，或者袖手旁觀。

　　五、

　　對話結束後的幾個月裏，我環遊世界，為影片和書收集視頻和照片。我想要闡述我們所表達的，我想要讓觀眾和讀者不僅通過我們的文字，而且也通過影像參與進來。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我與開羅和塞得港（Port Said）的埃及革命者一同分享希望和夢想，也在以色列佔領的敘利亞戈蘭高地上與德魯茲派（Deruz）居民共同感受失望和沮喪。此外，我還在非洲、大洋洲和亞洲的幾個衝突地區進行拍攝。

　　諾姆説的是對的：要放棄並宣稱我們無能為力是很容易的。對著電視機大喊我們的鬥爭失敗了是很容易的。但世界不會因此改變一絲一毫。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繁榮，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去改變。我們的選擇是：為了實現實質性的變化而努力工作，為了那些變化的到來而奮鬥。雖然它的難度更大，但回報也更為豐厚。

　　這場將工作與鬥爭合二為一的旅程是激動人心的。我們所做的不是犧牲，而是歡愉和享受。到我們的談話開始為止，我與諾姆相交已經超過了15年。與他相遇、共事並直接受到他的指導，我感到榮幸之至。

　　我們分別後，生活一次次地將我拋擲到戰場和衝突地帶。我常想起諾姆，想起我們之間的對話，並常常在自己的腦海裏向他尋求幫助。當我面對困境時，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回憶那句懸挂在諾姆辦公室裏的座右銘：“三種簡單卻強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無法抑制的同情。”

　　安德烈·弗爾切克

　　于馬來西亞 哥達基納巴盧（Kota Kimabalu）

　　2013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