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人精品:朱正卷》,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正
廣東人民出版社請葛劍雄教授主編“當代學人精品叢書”,邀我加盟。我就把正在編的這本書奉獻出來。本書原來擬用《解“解密”》作書名。這是我曾發表的一篇書評的題目,全篇説的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一卷的誤譯之處。用篇名作書名,是因為本書中大部分內容,是我閱讀這一部檔案集以及《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和《蘇聯歷史檔案選編》這三部解密檔案的札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閱讀時候的收穫,分析和討論我從這些材料裏看到的歷史事件的真相和細節;另一部分是我發現譯文裏的錯誤,寫下來為讀者釋疑解惑,日後編譯者和出版社修訂重印也好用作參考。
傅斯年説過:“史學便是史料學。”這話説得真好。沒有史料,當然不可能有史學。不過要注意:傅斯年説的不是“史學便是史料”,而是“史學便是史料學”。史料本身並不就是史學,史料學才是史學。史料學就是對史料的研究。佔有史料,並不能夠表明已通史學;只有對史料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能夠説是入了史學之門。
説到史學,人們喜歡引用劉知幾的名論:“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用今天的話來説:才,大約是指天分或者説智商;學,是指相關知識或者説佔有的史料;識,就是指判斷力了。劉知幾雖然認為才、學、識這三者“世罕兼之”,我看三者彼此之間還是互有聯繫的。即使是史才、史識,雖説天分的因素重要,都不是不可以經過訓練來提高的。至於史學,更只是有待於長時間的積累了。沒有在長時間裏積累廣博的知識,治學就難免空疏,就如同木匠沒有木料和工具一樣。我看這幾本檔案譯文中的一些錯誤,就覺得編譯者在才、學、識這三方面都似乎有所不足,如果相關知識多一點,有些地方是不會弄錯的。這裡,以《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裏面的《尤金與陸定一會談紀要:介紹中國政治運動的狀況》這一件檔案的附件為例。譯者缺少中共黨史方面的知識,不知道那時候正在開展一場“肅反運動”,不知道他在翻譯的這個文件是一件關於“肅反運動”的重要史料,以致整篇譯文裏根本沒有出現“肅反運動”這個專有名詞,把“肅反運動”全部誤譯為在中共黨史上沒有文獻根據的“肅清運動”了。這當然是譯文的缺點。不過,我以為閱讀這些有缺點的譯文,對於讀者也是一種史學的訓練,要能夠在這些缺點錯誤後面看出它沒有正確譯出來的本意、看出它的價值、它的重要性來。我就是以這種態度來讀這些書的。
我寫這些札記,第一個目的是為了自己看懂它。遇到看不懂的地方,疑心譯文有誤,是在查閱相關書籍之後才弄明白的。有的年輕朋友不知底細,説我“學識淵博”。其實,我一點兒也不“淵博”,書中我所引證的那些材料,許多都是現買現賣,臨時從手邊的工具書(例如《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蘇聯百科詞典》《中國共産黨組織史資料》等)裏面搜尋出來的。有些俄文方面的疑難問題,我是向藍英年兄請教才解決的。這完全是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第二個目的就是供編譯者和出版社修訂重印時候作參考了。至於現在把它印成一本書出版,我想是可以供這幾部檔案集的讀者作參考,幫他省下一些勘誤的工夫;對於沒有讀這幾部檔案集的讀者,就算是給他提供一個關於讀書方法的建議吧。
我必須説,這些譯文雖然有錯誤,但是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的,它們大大豐富了我的歷史知識。我根據其中的材料寫出的關於瞿秋白的生平、關於“肅反運動”、關於“大躍進”、關於“匈牙利事件”、關於中蘇關係的那些文章,就是明證。如果沒有這幾部書,我哪能夠寫出這些文章來呢?這幾部書可説是一座寶庫,我不過剛剛開始發掘,相信讀者諸君也能夠從其中找到很多的研究題目。
[責任編輯:楊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