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晚期三部詩集中譯本出版：詩歌翻譯不是糖醋魚

　　北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在199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時只有54歲。然而在長達20餘年中，儘管在詩人中影響巨大，希尼在中國卻沒有像其他諾獎詩人一樣大紅大紫。除了2013年他的離世被媒體渲染了一陣外，希尼在中國的傳播一直屬於比較安靜和私密的。

　　就筆者目力所及，截止到2015年，希尼詩集的中譯本只有有限的兩部，其中一部還是詩文合集。放到近幾年的諾獎得主身上，比如對比下特朗斯特羅姆就會明白，這簡直不可想像。

　　好在，今年六七月，廣西人民出版社整合了雷武玲、楊鐵軍、王敖等詩人翻譯家，一口氣翻譯出版了希尼的三部詩集《區線與環線》、《電燈光》、《人之鏈》。據悉，黃燦然的譯本也在出版中。

　　三部已出譯詩集甫一齣版，就備受好評。9月27日，雷武玲和楊鐵軍做客復旦大學“奇境譯坊”，談了他們翻譯希尼的理念和對詩歌翻譯的體悟。

　　9月27日，雷武玲和楊鐵軍做客復旦大學“奇境譯坊”，談了他們翻譯希尼的理念和對詩歌翻譯的體悟。

　　希尼其人

　　希尼于1943年生於北愛爾蘭德里郡一個虔信天主教、世代務農的家庭。“謝默斯”這個蓋爾語的名字即英語男名“詹姆斯”，這表明希尼一家忠於蓋爾傳統，而非不列顛。此後的詩人生涯裏，希尼也將這種態度帶入到了他的寫作中。

　　希尼開始進行詩歌創作，是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唸書期間，成為“北方詩人”一代中的一員。畢業時，本有機會以頭名成績保送牛津大學，但農村青年的身份讓他畏懼，遂留在本校讀研，代課，並開始大量寫詩，在《貝爾法斯特電訊報》、《愛爾蘭時報》和《新政治家》等報刊上發表。

　　1966年，希尼試圖將英語文學傳統和德里郡鄉間生活經歷結合起來的處女詩集《一位自然主義者之死》問世，開篇即是此後享譽世界的《挖掘》。

　　1960年代，北愛亂局加劇，希尼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政治議題，但他決心和政治保持距離，更不想被視作愛爾蘭共和軍的宣傳機器。他説，詩人的角色就是“盡職盡責地沉思，盡力認知，以求承擔自己的那一份世界之重，並且懂得自己無力擁有英雄般的美德，也發揮不了救贖的作用”。

　　相比於以詩歌口號介入政治，希尼他更希望從人性和理解的層面去反映民族的遭遇。1972年，希尼跨過島上的國界，去了南方，到都柏林任教。1982年，希尼赴美，任教于哈佛大學，一呆就是十四年，由此成為國際性的大詩人，後來又從1989年起，在牛津教授了五年詩歌。

　　1995年，希尼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稱，“他的詩作既有優美的抒情，又有理論思考的深度，能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神奇的想像，並使歷史復活。”

　　《區線與環線》、《電燈光》、《人之鏈》中譯本

　　譯作令人費解，是譯者有問題

　　希尼一生一共出版了十三部詩集，並從古英語重譯了日耳曼史詩《貝奧武夫》。雷武玲、楊鐵軍和王敖翻譯的是他後期，也就是獲得諾獎後出版的三部詩集。

　　希尼詩集的中譯本匱乏，除了當時中國出版界還未如今日這般重視諾獎的商業效應外，也跟其詩歌中文翻譯難度有一定關係。相較于早期傾向於田園、自然的寫作，晚期的希尼更多把精力放在從古典文化中獲得日常生活的奇跡，這給異域的譯者和讀者帶來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儘管他的風格和語言一如既往的簡樸。

　　在楊鐵軍翻譯的《電燈光》中，薄薄一本詩集幾乎囊括所有的詩歌體裁：抒情詩、哀歌、牧歌、改寫、愛爾蘭旁注詩等等。讓楊鐵軍感到更為棘手的是，那些稍不留神就會忽略過去的潛藏在簡單意象背後的互文、用典或者“微言大義”。

　　比如在《The Real Name》中：

　　Aura and justice, soul in bliss or torment,

　　Ghost in cue at the banquet, entering

　　And entering memory like mitigation—

　　Aura一詞，相對於後面的justice（正義、公正），很自然就會被翻譯成“光環”。“按照當代詩的一般美學追求，似乎效果不差，但具體是什麼意思就很難説清楚了。也許對許多現代詩人來説， 不知所云 恰是美學的一部分。”

　　“一些詩歌翻譯者則傾向於把詩歌翻譯得無從所解，給中國現代詩歌寫作帶來了很惡劣的影響，它使一些詩人産生了把詩歌寫得明白曉暢就是差詩的錯覺。”

　　楊鐵軍卻始終覺得不妥，花了很大力氣，終於發現了Aura和justice的對應關係。在希臘神話中，奧拉（Aura）是微風女神，因為侮辱其密友月神、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被其請來的復仇女神用“正義之輪”擊中。這樣一來，Aura和justice的並列出現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加上，奧拉因為是微風女神，很像隨風而來的鬼魂，和後文的Ghost也能得到呼應。

　　正是在這樣的翻譯觀念和美學追求下，楊鐵軍在《電燈光》中加入了大量的原創性註釋。儘管在他看來，這些註釋不一定百分之百準確，但翻譯不能偷懶，必須加入譯者的判斷。“這個判斷是，值得信任的原作者跟我們一樣，是這個地球的人，他説出的話、寫的詩，雖然跨越文化，但仍然是共情的，可以理解的。如果無法理解，那多半是譯者的問題。”

　　但同時，楊鐵軍也強調：詩歌翻譯不是糖醋魚，譯者不能擅自添加各種佐料，掩蓋、稀釋掉原味。他特別反對，為了使譯文看起來通順、好懂而自作聰明地在原文中增加很多修飾詞。

　　翻譯不能有句無篇

　　作為有創作經驗的詩人，在翻譯詩歌的時候會具有一些天然的優勢。他們對語言更為敏銳，對原文的情緒和風格也更為容易捕獲。

　　在翻譯《區線與環線》時，雷武玲特別注意對“篇”的把握，也就是對整首詩、整本詩集，乃至於詩人這一時期的整體寫作態度進行一個全面的關照。

　　“我在翻譯的時候，最多考慮的不是修辭，或個別辭句的糾結，而是這首詩是怎麼寫成的，這一句和下一句以及整體的關係，也就是一首詩産生的邏輯。”雷武玲反對那種“名言警句”、“金句”式樣的寫作，同樣他也不喜歡“有句無篇”的翻譯。

　　在雷武玲看來，很多譯者，過多地把目光聚焦在句子翻譯上，句與句之間是孤立的，句子與全篇也沒有顯示出內在的呼應。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做法可能有效，但在希尼的詩歌上，雷武玲認為這是不行的。

　　以希尼最廣為人知的《挖掘》來説，儘管“在我的手指和拇指間/我粗短的筆擱著：安適如一把槍”（陳黎、張芬齡譯）已經成為“金句”，但是雷武玲認為把筆比喻為槍，是一種相當陳舊和簡單的類比，如果單看這一句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力量。

　　“《挖掘》好就好在它全篇建立了整體的關係。希尼的筆和槍這種非常習見的、每個人都共用的比喻，放置在家族的職業關係中：爺爺挖泥炭、父親挖馬鈴薯，而他用筆挖掘。”

　　在這種邏輯關係中，希尼用筆挖掘這種習見的比喻擁有了獨特而私人的烙印，“就好像從他們家族的歷史中生發出來的事實，具有了強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沒有這種邏輯關係的支援，這種力量無從體現，這首詩也是不成立的。”

　　對於很多人認為詩歌不可翻譯的問題，雷武玲在翻譯希尼的過程中也碰到類似的情況，對他來説，這是一個取捨問題。“肯定無法百分之百完全再現原作，但是哪些應該保留，哪些可以省去，實際上是對譯者的考驗。”在雷武玲看來，詩歌翻譯經歷這麼多年，整體的貢獻有目共睹，即便是誤譯的作品，也是對另一種語言和文化的貢獻，也無損其在原文世界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