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臺北5月3日電 題:崖枯木落見天心——臺北“素書樓”上憶錢穆
新華社記者章利新 陳鍵興
臺北陽明山麓,外雙溪畔,“素書樓”見證一代國學大師錢穆的晚年生活點滴。錢先生寓此22年,著書30余冊,開課17載,小樓客廳成為孕育一代學人的文化園地。
記者日前沿外雙溪,走進東吳大學校園,探訪錢穆故居。小院敞著兩扇朱門,上題“素書樓”,正是錢穆遺墨。門後曲徑通幽,拾級而上,楓樹夾道,修竹相迎,盡頭即是一座二層小樓。
“一園花樹,滿屋山川,無得無失,只此自然。”這是錢穆對“素書樓”的描畫。據了解,庭院裏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是錢穆夫婦入住後,親手營建種植。經過多年經營,一片荒地化為松竹挺立、楓梅橫斜、鳥語花香的典雅園林。
1967年,錢穆偕夫人從香港遷居臺北。為紀念母親生養之恩,錢先生以無錫故里母親所居“素書堂”命名這處居所。1969年,他受邀擔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開始在家中授課,每週講2小時。
在“素書樓”,記者見到錢穆晚年弟子、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辛意雲先生。他身穿藏青色中式短褂,正在準備下午的論語課堂。
辛意雲25歲師從錢穆,一直陪伴至先生去世。他清晰地記得當年上課的情形:客廳裏擠滿了人,最多時有四五十人,有的學生只能站著聽講。課堂上,先生講論總是神采飛揚,抑揚頓挫,説到激動處還會拍桌子,加上他濃重的無錫口音,往往會讓初來者嚇一跳,誤以為先生脾氣火暴。聽下去,就發現先生言辭風趣,性情隨和,不隨意褒貶他人。聽久了,更為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如今,客廳裏桌椅、沙發、字畫基本保留了原貌。供桌上立有朱熹雕像,墻上挂著朱熹所書的“靜神養氣”“立修齊志”以及“讀聖賢書”碑刻拓片製作的對聯,可見錢穆對朱熹和宋學的推重。
沿樓梯而上,墻上挂著錢先生授課、訪學和日常生活的照片。一支煙斗、一件長衫,或靜坐或吹笛或讀寫,一位儒雅厚重的學者形象展露無遺。19年,錢穆在這裡為弟子們上了“最後一課”,並留下最後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那天學生環坐聆聽的情形,如今也定格在墻上的照片裏。
錢穆1895年出生於江蘇無錫,18歲因家境困難自高中輟學,在家鄉的小學和中學任教,同時自學不倦,成就大學問。“先生生於憂患,一生為‘中國會不會亡’這個大問題所驅使。”辛意雲説,先生一世都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找答案。
新文化運動中,與許多學者“向西看”不同,錢穆投身國故研究,主張對歷史要有“溫情與敬意”。“因為他認為只有從歷史中才能看到未來。”辛意雲説,“在那個時代,先生以一系列紮實的研究著作,解決了當時學界的經學史學紛爭,為人們提供了認識中國歷史和典籍新的方向和可能。可以説,《國史大綱》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鼓舞了一代中國人的信心。”
在“素書樓”二層,書房裏矗立著錢穆的半身銅像。書桌上,擺著他晚年的重要著作《朱子新學案》手稿。直抵天花板的大書架,陳列著兩岸不同時期出版的錢穆著作,其中包括臺灣聯經版的《錢賓四先生全集》,一共54冊,如果疊成一摞,幾近兩米。
“素書樓”時期,錢穆的重要著作包括《朱子新學案》《雙溪獨語》《晚學盲言》等。“晚年的這些著作,融會貫通了先生的平生所學,就中國文化中的基本問題,比如生與死、身與心、天道與人文等,他作了系統梳理,提出了一套基本觀點。”辛意雲説,這是先生要理出“後來人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蹊徑”。
錢穆在“素書樓”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起床後在樓廊小坐片刻,便開始工作。清晨讀經典,夜間讀史書,中間讀雜書。他還擅崑曲,簫笛俱佳。在有明月的晚上,他有時會坐在二樓廊上,伴著溪水潺潺之聲,吹奏笛簫。
在“素書樓”居住了22年後,因陳水扁等人的政治操弄,錢穆于1990年以96歲高齡遷出,另覓居所,數月後溘然辭世。在遷出前夕,這位老人仍在思考和闡發“天人合一”觀,視之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
在關於“天人合一”的最後遺稿的結尾處,他寫道:“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説,因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辛意雲仍記得,最後的日子裏,先生念茲在茲的就是“天人合一”,偶有心得就會跟他分享,但説著説著就睡著了,醒來時已不記得身邊的人是誰,卻還能把原來的問題和思路接上,繼續闡發。錢穆的詩句“崖枯木落見天心”堪稱其一生寫照。
而今,除陳列先生遺跡之外,“素書樓”還保持了文教功能。一樓開設課堂,排列八桌,為小學生開經學班,為親子設書法課,為成人講習古琴。另有“素書樓講堂”,邀請各方賢達講解經書、史傳等。
記者造訪“素書樓”當日,遇上一個來自南京的旅行團,辛意雲為他們介紹錢穆、講解論語,團中有老人有小孩。領隊可凈説:“大家就是想來領略中國傳統文化之美。”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