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瀕危古籍續命 讓千年檔案重生
除塵、揭取、展平、加固、補缺……十年間,每一道紙質文物修復步驟的每個動作,于艷龍都爛熟於心。讓“病”著的有機文物重新煥發生命,即是他身為文物修復者“素手余馨”的重要工作。從2012年進入曲阜市管理文物委員會,到調入孔子博物館工作五年多。十年間,于艷龍經手修復過的國家三級以上文物已達200余件,他正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護,擔起延續紙質文物生命的“第一健康責任人”。
文/片 記者 孔茜 康岩
長年埋首故紙堆
曲阜孔廟正南,孔子大道旁,有個不少人來曲阜必會去的地方——孔子博物館。
孔子博物館是個既熱鬧又冷清的地方,熱鬧是因為它一年四季有無數遊客駐足停留。説其冷清,則是在人聲鼎沸之外,亦有一處鮮有人知的角落,那裏的人日復一日地用心修復著一件件傳世文物。
踏入那“冷清”之地,沿著長廊而行,有一間標有文物修復室字樣的工作室。推開兩道門,一陣古舊書卷的氣息迎面而來。孔子博物館科技保護部副主任于艷龍每日都會伏案修復古籍。
1月30日,修復室內,亮堂的燈下,于艷龍正著手修復有著200年曆史的《納書楹正集曲譜(卷四)》,其封面破舊不堪且污漬斑斑。
“紙張作為有機文物,壽命有限,我們的工作即是通過修復讓文物煥發‘新生機’,使文物更長久地保存下去。”在於艷龍眼中,文物修復師即是延續文物生命的第一責任人,容不得半點馬虎。
一件紙質文物送來後,先要進行“會診”。“修復古籍與人看病差不多,情況不同,檢測結果不同,治療方案就也不一樣。”于艷龍坦言,《納書楹正集曲譜(卷四)》一冊85頁,除封面外,其餘書頁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殘損、斷裂、蟲蛀情況。在修復之前,先要對古籍進行現狀調查及紙張纖維分析。待對古籍材質、病害分析清楚後,即會確定具體修復方法。
此時,修復工作便邁入“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歷經拆書、除塵、清洗、溜口、補缺、壓平、折頁、錘平、齊欄、裝訂……十余道程式,一件文物才能修復如初。
由於每件文物破損程度及修復難度各不相同,修復所需時間亦不相同,短則一月,長則需歷時一整年。“紙質文物修復工作多數都需要耐得住寂寞,將殘缺不全的紙張展平、修復,需要的不僅是工藝,更多的是耐心。”于艷龍説。
從考古學子到文物醫生
或許是紙質文物特有的歷史厚重感,仿佛讓修復者的性格也都沾染了這股子穩重的氣息。生於1986年的于艷龍起身、行走、拿物,縱使無關工作,他都依然保持著不緊不慢的節奏,似乎那份穩重、謹慎早已刻入骨子裏。
看著如此專注于文物修復工作的于艷龍,很難想像在入行之初他也曾有過一絲抗拒。“我研究生學的是考古專業,考古是面對未知的探索,文物修復則是對已知的完成。”于艷龍坦言,報考專業之初,本以為可以去野外考察,走遍全國。沒想到,最終被“困”在修復桌的方寸之間,手中一本殘破的古籍,四週被毛筆、糨糊、棕刷、鑷子、剪刀等工具環繞,溜口、補洞、噴水、壓平……每天的工作看起來十分單一、枯燥,但做著做著,他的心境很快發生了變化。看著一件件“傷痕纍纍”、缺乏生機的古籍、檔案,經自己的手修復後重新煥發光彩,那份油然而生的成就感是其他工作無法比擬的。
回望10年文物修復歷程,參與修復孔府檔案是他印象最為深刻的。
“孔府檔案體量大、修復耗時長,我們五六個人花了幾年才完成了8000多頁的修復。”于艷龍稱。孔府檔案全稱為“孔子世家明清文書檔案”,記錄了自明嘉靖年間直至民國期間孔府的各項活動,歷明、清、民國400餘年歷史,總共30余萬件,是我國現存數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內容最豐富、涵蓋時間最長的私家檔案文獻,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面對具有如此重要價值的傳世之物,修復壓力不言而喻。從公文到簿冊、信件……類型多樣,部分絮化嚴重、遇水成泥的紙張,為修復增加了不少難度。“之前我們多采用整體托裱的方法,現在採用局部病害處理修復,雖然修復技藝要求更高、難度更大,但能夠保留文獻原裝幀形式,尊重文獻歷史真實性。”于艷龍坦言,紙質文物修復不僅是個手藝活,更是一個需要細心鑽研的活。無論修復何物,都沒有百靈百驗的模本。修復亦是思考的過程,縱使已有同類藏品修復經驗,但再遇時,亦需多探索、多研究,不斷找尋最優修復方法。
就這樣,他拜師胡玉清(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提升修復技藝,先後主持參與完成《乾隆禦定石經》初拓本清潔保護、褡褳裝袖珍《四書》手寫本保護修復、孔府檔案、古籍善本保護修復項目等249件/套紙質文物的保護修復工作。
能修復還要寫出來
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除了修復文物,于艷龍也願意深入研究文物背後的故事。在修復順興號錢票時,他不僅完成修復,還圍繞順興號錢票的歷史、修復方法進行了深入研究,寫了兩篇論文發表在《中國錢幣》與《文物天地》上。
為何要對“順興號”錢票深究?于艷龍有著自己的初衷與想法。“‘順興號’錢票是在進行孔府檔案散檔整理中的重要發現之一。”于艷龍説,“順興號”錢票是清光緒年間孔府順興號錢店發行的地方型錢票,其流通範圍在曲阜及周邊幾個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地區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對研究地方經濟史等有重要意義。錢票的發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為歷史相關事件所佐證。
不僅如此,該錢票正反兩面均有書寫文字,或有紅色印章,且多存有加貼多層紙條的情況,在保護修復過程中亦有創新修復之法可分享。便於為同行業者在修復此類紙質文物時,提供參考和借鑒。
“修復文物,也是履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之責。”于他而言,身為文物修復師雖肩負著延續文物生命的使命,但文物價值的深入挖掘及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更需多加探索,他説,他願將更多有價值的文物歷史“寫出來”,為加強文物古籍保護利用貢獻一份力量。
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