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的“精氣神”：尋求新活力

　　每年的十月，都是北京各類文化活動的“爆發月”。從廣電到圖書出版，從文化行業到百姓生活，一系列的文化活動無不證明著過去一年北京文化事業的發展成果，也無不預示著未來北京文化事業的發展前景。

　　今年，無論哪項文化活動，無論哪個領域的文化活動，都把作品如何創新、如何緊跟時代列為了最重要的主題。

　　在一個文化傳統和文化積澱深厚的城市裏，碩果纍纍並沒有讓首都的文藝工作者們迷失，反過來，在不忘記歷史責任的前提下，讓文化“穿新鞋走新路”而避免“穿新鞋走老路”已經成為北京的文藝工作者們所必須要思考的問題了。

　　其實，北京人生活裏就講個“精氣神”，而北京的文化事業，就如同房山的磨盤柿、門頭溝的京白梨、懷柔的板栗……在這個十月，也充滿了精氣神，那是“尋求新活力”的精氣神。

　　第六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在京舉行

　　文學的“潑辣勁兒”：對話歷史，共振時代

　　10月18日，第六屆“北京十月文學月”核心活動之一“傳承與突破——第六屆北京文學高峰論壇”在正陽門下北京坊舉行。活動現場，與會嘉賓圍繞“與歷史對話”、“與時代共振”兩個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回顧總結北京文學的創作成就和經驗特色，交流北京作家的創作風格與時代使命，共同展望北京文學的未來。

　　與歷史對話

　　北京文學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更是一個帶有歷史縱深的文化概念。在本次論壇“與歷史對話”單元，多位作家分享了自己在歷史題材創作中的深刻感悟。

　　“作家書寫歷史，要具備與時俱進的精神。”作家、劇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八一電影製片廠原廠長柳建偉結合自身創作電影劇本《血戰湘江》的體會指出，要用當代的視野去關照過往的歷史，尤其是站在整體歷史發展的角度去與歷史對話。作家、編劇朱秀海最近出版了以解放戰爭為背景的《遠去的白馬》，發言時，他談到了歷史創作的另一個面向——要從深刻觸動自己的歷史切口進入創作：“我寫作《遠去的白馬》，寫解放戰爭的這段歷史，是因為我聽到這段故事，忘不掉這些歷史，我看到很多讀者的反饋，對我自身也是很觸動的。”朱秀海説。

　　談及文學如何與歷史對話、相互照見，作家李舫結合影片《長津湖》的觀影感受分享了自己對歷史寫作的態度。“文學家與歷史學家書寫歷史的不同，在於文學家書寫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部分，比如《長津湖》中有很多關於抗美援朝的歷史資料，也有大量如‘單衣跨過鴨綠江’、‘冰雕連’等關於戰場的細節描寫，對歷史的細節描寫最具衝擊力和感染力，給人以奮鬥鼓舞的思想價值力量，這正是文學家的意義所在。”李舫説。

　　與時代共振

　　論壇下半場，“與時代共振”單元討論同樣熱烈。近年來，一大批北京作家不斷追求藝術創新，在敘事上有更獨特的探索，對當下經驗也有了更成熟的書寫。活動現場，眾位作家結合自身經驗，共話新時代北京書寫的正在進行時。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陽詳細梳理了北京文學和北京作家的發展譜係，她認為，北京文學已經進入第五代作家的新時代，“從老舍《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到陳建功《鬈毛》中的鬈毛，再到劉恒《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張大民，以及鐵凝《永遠有多遠》裏的白大省，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裏的陳金芳……北京文學的包容性、平民精神在一代代傳承。”總結這份傳承背後的文化肌理，何向陽表示，“北京文化中的包容性成就了北京文學獨有的平民精神。”

　　對於新時代北京的書寫，作家邱華棟表示，作家要具備把生活經驗、生活感受轉化成文學寫作的能力。“城市文學的未來無比廣闊，它是作家要特別重視的寫作方向和寫作空間。當下，對於作家而言，在偉大城市生活，就要建立和城市的關係。找到和城市的關係，就能找到和時代共振的關係。”邱華棟説。

　　與時代共振是一個大概念，作家如何落實到寫作中？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喬葉表示，創作者在情感上要有與人民生活的共振，落實到個人創作中則是如何執筆的問題。

　　“需要從小處寫，關注平凡人的人間煙火，才能讓寫作更加鮮活，最終達到和生活發生情感的共振。”作家石一楓認為，今天的作家寫北京的難度比老舍所處的時代要大。“沒有工業知識背景寫不了北京，沒有金融知識背景，也寫不了北京，如今需要作家的知識背景、思想背景越來越豐富。作家要心地單純，頭腦複雜，只有這樣作家的筆下才能折射出來豐富的時代。”石一楓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