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文信仰》：在天地間卓然自立
100多年前，那個時候的中華民族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當時有一位倔強的老人，苦心孤詣地撰寫了一部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對於這位老人，西方人盛傳“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這本著作的名字則叫《中國人的精神》，一名《原華》，又名《春秋大義》。僅僅從書名就可以知道，這位老人所關懷的問題，是多麼沉重。畢竟那個時候的中國還處於救亡圖存的關鍵時期，有的中國人已經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失去了文化自信，變得自我懷疑，甚至自我否定起來。
100年過去了，如今的中國人，已經不再需要刻意地向世界證明自己，但是經濟建設上的巨大成就似乎依然沒有確立文化信仰上的身份歸屬。“什麼是中國人？”“中華文明的價值何在？”這些關乎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雖然無數仁人志士早已進行了艱苦探索，現在依然需要明確的答案。其中，“中國人有自己的信仰嗎？”這一質疑更是縈繞在中國人頭頂至今的世紀性難題。早在明末，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一書中就以一身多首的妖怪來形容中國的儒釋道三教合流現象。信仰究竟意味著什麼？中國人，為什麼留下了沒有信仰的形象標簽？現在擺在諸位面前的《中國的人文信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8月版）乃是這樣一本著作，它集結樓宇烈先生多年學術成果編纂而成，力求為當今社會的信仰問題尋找出路。文化與時代同命運，個人與集體共呼吸。從《中國的人文信仰》書名可知，面對100年前産生的時代性問題，“什麼是中國人？”“中華文明的價值何在？”“中國人有自己的信仰嗎？”樓先生根據自己多年體悟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人文”。對於這樣的答案，或許會使人不由産生疑問——這樣的精神樣式，能夠稱得上一種信仰嗎？“人文”二字初看之下並無玄妙，仿佛沒有什麼超越性，其實不然。正如該書“中國宗教的十大特點”一節，樓先生明確強調中國宗教具有注重明理和體悟的特徵，並以《壇經》《大學》為證指出，“人”自己才是根本，生命的超越歸根結底在於自我的覺悟、自我的修養。樓先生還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宗教都非常注重自力的解脫，自力是同他力相對的”。談到這裡，樓先生實際上是在闡述中國宗教所具有的文明類型特徵。對於中國信仰的文明特質，樓先生曾高度凝練地概括為：“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這種人文精神，即意味著不是“神文”的，也不是“物文”的，既不幻想虛無的彼岸世界，也不憧憬遙遠的他力救贖。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不是到神的世界那裏去尋找答案，更不是要到物的世界去尋找根據，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更嚴格地追問，這種自力解脫的生命姿態，能夠稱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信仰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過去的百年，社會大眾在談論宗教的時候，往往下意識地將有神與宗教等同起來，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宗教這一概念即使在西方也是晚出的，到了東土還引發了“中國有無宗教”的大討論，迄今為止尚無定論。如眾所知，在最為開始的時候，對於西方來講，只有猶太-基督宗教傳統的一神論信仰是正統的，凡是與此不合的，一律被宣判為異端。這樣的觀點顯然在現實世界是行不通的，正如樓先生所梳理的那樣——16、17世紀時，一批歐洲的傳教士來到中國，發現中國的文化有不同於基督宗教的東西，但是，中國用這樣一種文化，把國家治理得不錯，而且延續了幾千年。隨著全球化的逐漸展開，雖然宗教概念所具有的內涵大大地豐富了，但是“宗教是什麼”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為了破除人們認為有神才能稱為宗教的誤解，在“中國信仰裏的‘神’”一節中，樓先生特別加以廓清，認為即使宗教要有神的信仰，但是神與神還是不一樣的，有道是“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就是説，在中國文化語境裏，“神”本質上是陰陽變化，不測之謂神。不僅如此，樓先生還根據歷史上的實際情況指出，在中國文化裏有三類神：一類是關於所有自然現象的，比如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一類是關於生活世界的，比如門神、灶神；一類是由人變成神的，比如關羽、孫思邈。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所以樓先生説：“在中國，神和人是親密無間的。這和希望神有絕對的權威性，人們要對它絕對地敬畏、絕對地服從，是不一樣的。”那麼，怎樣去理解中國的這種信仰，尤其是神的概念呢？樓先生認為，“能夠改變我們的人生，能夠讓自己超越，也可以是一種宗教”。在“宗教是一個歷史性概念”一節裏，樓先生指出，“教”承擔著教化功能；總體看來，“教”是負責對民眾的教化，這是東西方共同的地方。這樣的説法，更大程度上還原了宗教的本義，尤其符合當今世界的文化傾向。
可見，中國人沒有信仰的身份標簽，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認同以神為宗教成立標準所導致的誤解。這樣的誤解在明末清初的禮儀之爭中就已經表現得比較激烈了。當時的耶穌會士認為中國人祭祖乃是拜偶像，拜邪教。試想，對於強調報本知恩的中國人來説，如果慎終追遠都不能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終極關懷，那麼中華文明又怎麼可能不會蒙上沒有信仰的污名化標簽呢？實際上，中國人在清明節時的表現，本身就是一種信仰，這種信仰讓人心安理得。當這種信仰方式放在《流浪地球》這樣宏大的背景中時，就更加鮮明地體現出其關懷所在了。茫茫的太空中，帶著地球去流浪，這種飲水思源、葉落歸根的精神，保證了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綿綿不絕。
對於中國文化面臨的精神困境，樓先生大聲疾呼要探求合乎東亞文化傳統的宗教學理論，“需要根據東方宗教，特別是中國宗教的特點，提出我們自己的富有個性的宗教學理論來，而不能只停留在完全搬用西方宗教學理論來解釋中國宗教的階段。這是當前一個非常迫切的任務”。對於這樣的呼籲，樓先生是身體力行的，經過長期耕耘，在人文領域取得了卓越的學術成就。對此，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張志剛教授曾這樣評價道——樓宇烈先生對於“中國人文精神”的闡發，不但重視其哲學根據，而且傾注了對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的重新思考，譬如，他著重指出：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帶有比較濃厚的理性色彩，比較強調“入世的精神”和“個人內在的自我超越”，這便使中國宗教文化傳統表現出強烈的“倫理與人道精神”。這樣的評價是比較扼要而中肯的。在《中國的人文信仰》這本著作中，樓先生不僅揭示了中國人崇尚文明教化的由來，還積極探索了中國文化融倫理與藝術為一體的精神內涵，並從文化類型的角度系統總結了中國宗教的十大特點，這些都為人們理解中國文化的總體特徵提供了基礎性視角。在闡釋中國人文信仰的現實關懷時，樓先生還根據自己多年體悟從深層次挖掘了中國傳統儒釋道三教的根本精神，即“不茍為，唯貴當。不刻意，順自然。不執著，且隨緣”。在此，儒家的自強、道家的自然、佛家的自在，都得到了真實的生命呈現。更難能可貴的是，樓先生還特別強調中華文化的主體意識：“所謂的主體意識，其實就體現為對傳統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如果缺乏主體意識，這個民族的靈魂就沒有立足點。我們只有確立了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才能夠去跟其他的文化交流、對話，才能夠去向別人學習和吸收。”因此，綜合起來看，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這樣説，《中國的人文信仰》是中國第一本具有文化自覺意義、能夠深入詮釋中華文明核心價值和根本精神的宗教學理論著作。
“夫難平者，事也。”中國式人文信仰，雖然成立了，但是未來應該還會遭遇很多的誤解——比如，人文信仰，過時落伍了，沒有什麼文化上的先進性。事實上，這種理解是非常不當的。人文信仰，是非常可貴的，它恰當地處理了人與世界的關係問題。正如樓先生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節中所指出的那樣，近現代西方文化曾經走了一條曲折的道路，先是批判歐洲中世紀以來的神本文化，高揚人類理性，將人的作用放大，使人從神的腳下站起來，去主宰一切，改造世界，征服自然。但是，很快，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又一次被異化，甚至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近現代西方文化所走的波折道路可知，人不能做神的奴隸，也不能做物的奴隸，而是要在天地之間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和能動性。本質上，中國式信仰的核心是自覺自律的人文精神，這種中道圓融的姿態，何其難哉？
有道是“柔弱勝剛強”，那自力解脫的人文信仰，仿佛是柔弱的，實際上是堅強的。時代昌盛，則文化昌明。經過百年奮鬥，中國人終於在文化上站起來了。如何讓世界人民看到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優點？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大問題。樓先生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管住自己、管好自己，併發人深省地指出：“整個中國的儒佛道三教的文化都是講求人的自我覺悟、自我約束、自我超越。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處理好身心關係，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處理好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如果不能管理好自己，違背自然規律，任意妄為，我們生存的環境就會岌岌可危，人類也將自我毀滅。”這種充滿責任意識的表達方式，如果放在人文信仰的語境下更能發現其憂患所在。
總之，《中國的人文信仰》這本著作，是一部難得的體悟、反省、闡明中華文明精神特質的人文通識讀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式人文信仰的優秀精神特質，可以了解到一個偉大民族在人類精神世界所能夠達到的美好境界。從樓先生的論述中可知，人文，是具有文明核心價值意義的。中國人念茲在茲的那些“自強不息”“自力更生”“厚德載物”“民胞物與”的箴言，實際上都是關於人文信仰的經典表達。有理由相信，人文所具有的終極意義、超越精神在文明對話中能夠得到更為自覺的凸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從《中國人的精神》到《中國的人文信仰》，中華文明的根本精神經歷了一個百年的回歸。在古老中華大地上所發生的故事，在未來人類世界還會繼續譜寫它的輝煌。人文所具有的價值，在科學時代定會展現它應有的精彩。（作者：孫國柱，係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