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北京城之源”

　　北京琉璃河遺址發現七十六年後，又有重要考古新成果——

　　探訪“北京城之源”

　　光明日報記者 張景華 光明日報通訊員 劉清越

　　北京琉璃河遺址發現76年後，又有重要考古新成果：首次在城內發現結構清晰、內涵豐富的成規模夯土建築基址。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專家推斷，此處基址最早建造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徹底廢棄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時間跨度較大。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是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和始封地，現存西周時期的夯土城墻、城內遺存和墓葬區。距今逾三千年曆史的琉璃河遺址，是“西周燕國始封地”，也是目前北京地區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頭。

　　發現成規模夯土建築基址

　　印證文獻中關於“周初封燕”的史實

　　琉璃河遺址指以琉璃河西周燕都城址為中心的商周時期的文化遺存，分佈于大石河（琉璃河）流經的區域內，東西長約4.5公里，南北長約4.6公里，覆蓋面積約20.7平方公里。遺址核心區位於房山區琉璃河鎮，城址主要位於董家林村。1988年，琉璃河遺址由國務院公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月8日，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區西南43公里處的琉璃河遺址核心區發掘現場，考古工作人員正在對發現的夯土建築基址進行發掘研究。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項目現場負責人王晶告訴記者：“西周時期的城市區、墓葬區並存的遺址不多，加上琉璃河遺址‘燕國始封地’的特殊地位，使得琉璃河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具有代表性與重要性。”

　　2019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在北京市文物局組織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等多家單位，重啟琉璃河遺址的考古與研究。借助三維測控網和考古資訊系統，考古隊對遺址核心區和墓葬區開展了大面積的區域調查和系統勘探，包括約20萬平方米的重點勘探、約45萬平方米的抽樣勘探，新勘探出各類型遺跡數百處，進一步厘清了城址區的空間結構，加深了對墓葬區分佈的認識。

　　在考古現場，王晶指著一間“土屋”告訴記者：“這處成規模的夯土建築就是此次考古的新發現。目前揭露範圍東西長約28米，南北長約26米。夯土建築基礎最厚處達1.62米，為分塊逐層夯築，夯層厚約8釐米至12釐米，夯築品質較好。”在王晶的指點下，記者看到夯土基礎上還保存有多組墻體和若干柱洞。墻體最高處殘存0.91米，厚約0.4米。“這些柱洞大小不一，使用方式不同。”王晶説。

　　記者看到，高約兩米的西周夯土層已被考古人員逐層做好標記。在西周遺址上方從下往上，依次是戰國—漢代文化層、唐代文化層、金元文化層、明清文化層直至現代耕土層。

　　王晶指著一層厚約兩三釐米的灰色層面説：“這種形如‘千層餅’的結構，就是古人在屋內反覆行走、踩踏形成的。而另一些顏色泛白的層面則是特意鋪墊的。經過我們細緻辨識，可見這一夯土建築基址至少歷經了4次廢棄、再利用的過程。”

　　王晶表示，此處基址結構明確，層次清晰，等級較高，符合西周早期諸侯國的等級地位，不但印證了文獻中關於“周初封燕”的史實，更為研究早期國家治理水準和等級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出土遺物有多種文化因素特徵

　　體現燕文化濃厚的地方性與複雜性

　　在琉璃河遺址考古現場，記者看到了新出土整理好的各種文物。王晶指著一件修復好的陶鬲説，“3000多年前的琉璃河先民就是用這個做飯的。”

　　王晶介紹，自2019年重啟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以來，考古隊還對城內的小型地面建築、居址等進行了發掘，對城址南側大石河擺動範圍進行了調查，系統認識了大石河擺動對南城墻造成的破壞。出土青銅環首刀、銅箭鏃、玉玦、綠松石及石器、骨器、陶器等遺物數百件，表現出燕、周、商多種文化因素特徵，體現了琉璃河遺址所代表的燕文化濃厚的地方性和複雜性。

　　“比如這個陶片上的附加堆紋，就體現出本地特色。”王晶指著出土于2019FLG9TG2H3號灰坑的陶片説，“琉璃河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禮器反映出，周初分封此地後，周人對燕地建立了有效的統治。部分日用陶器體現出土著居民接受了中原禮樂制度的同時，還保有一部分當地文化特色。琉璃河遺址以其豐富的遺存、完整的格局實證了周文化與當地文化不斷交融的過程，這正是燕文化的由來，也是燕地歷史源遠流長的文化動力。”

　　在距考古現場800米遠的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王晶向記者介紹了M53號墓穴。她説，墓內有2名殉人，這是典型的商朝葬俗，由此推斷這裡埋葬的是一名商朝的遺民。當然，文化的融合也伴隨著衝突。在王晶看來，琉璃河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中，兵器的佔比是非常高的，即使部分兵器有一定禮制性質，但是中原地區都沒有出土數量如此龐大的兵器，且包含大量實用的兵器，説明這裡一定是有征伐的。

　　在考古現場，陳列的植物種子引起了記者的興趣。這些種子在當時大多經過火燒，已經炭化成黑色，但通過科技考古技術，依然可以清晰辨別出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農作物種類。植物考古學博士尹達告訴記者，當時燕地百姓的食譜以粟和黍居多，也就是小米和黃米，説明燕地是以北方旱作農業生産生活為主，與周文化中心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是一致的。

　　尹達表示：“遺物中表現出的中原旱作農業生産方式與出土器物中北方草原特徵的遺物，體現出琉璃河遺址是早期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間的重要橋梁，也從側面印證了周王朝強大的文化傳播力與政治影響力。”

　　出土的青銅器“罍”“盉”

　　佐證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琉璃河遺址是怎麼發現的，它的主人是誰，為什麼在此封地建都？

　　時間回溯到76年前。吳金鼎先生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他的弟弟吳良才對考古亦有興趣。1945年8月，吳良才途經琉璃河遺址所在地，發現此處遍地古代陶片，遂撿了一大包，請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看，蘇先生立即斷定這是商周的東西，琉璃河遺址浮出地面。

　　自1962年始，考古部門對琉璃河遺址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發掘。1978年，發掘出土了帶有“匽侯”銘文的青銅器，證明了現今的琉璃河地區就是早期燕國都邑遺址，為北京三千餘年的建城及建都史提供了實物依據。1986年，在琉璃河遺址1193號大型墓裏，出土了精美文物200余件，其中“克罍”“克盉”兩件青銅器口沿與內蓋各有43字的內容相同的銘文，銘文中有“王曰太保”“令克侯于燕”之句。

　　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記者見到了這兩件青銅器的複製品。王晶介紹説：“‘太保’指召公奭，克可能為召公之長子。”面對記者提出的“燕國第一代國君是召公還是克”這一問題，王晶表示，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克為召公長子，是代父就封的第一代燕侯，帶有銘文的兩件青銅器也因此被命名為“克罍”“克盉”。這篇銘文為研究西周初年燕國受封情況提供了珍貴資料，證明了《史記·燕召公世家》中的記載，“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印證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廣建諸侯，以藩屏周”的重要歷史事實。

　　根據文獻記載，西周初年，武王伐商，天下初定。周王朝為鎮壓和監視與商交好的燕地部族，鞏固邊地統治，派遣了位列三公的姬姓周人召公攜軍隊、工匠和周人統治下的殷遺民，來到燕山腳下，建立燕國。西周燕國的第一個都城具體在什麼位置，史學界始終沒有找到實物證據。自漢代開始，歷代學者對西周燕都遺址的認識，大體有河北薊縣、灤水、河南郾城以及北京西南等多種説法。

　　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館長盧嘉兵告訴記者，琉璃河遺址的發現以及隨後進行的考古，使這個千古之謎終於得到破解：地處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遺址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最早受封建國的地方，這也是北京3000餘年建城史的源頭。

　　王晶認為，從燕山南北的商周遺存可以看出，燕都的選址既要靠近北方戎狄與商朝舊勢力，還要有較大的地域空間作為戰略縱深。琉璃河古城西北是高山，東邊是湖沼，開闊地較小，形若壺口，地形很是險要，易守難攻，因此這裡應是燕都最合適的選址了。

　　建立燕文化研究中心

　　打造北京下一個申遺項目

　　近日，伴隨著《琉璃河遺址保護規劃（2020—2035年）》的發佈，遺址核心區的村莊搬遷騰退工作也取得重要進展。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明確的燕文化都城包括西周時期的琉璃河遺址和戰國燕下都遺址，此外，還在北京鎮江營遺址、大興舊宮遺址、天津張家園遺址、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等發現了西周燕文化的聚落或墓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劉文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隨著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燕文化的文化特徵、社會結構、城市格局、宗教祭祀等研究課題，有望進一步開展。

　　據悉，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近期計劃包括完善琉璃河遺址地理資訊系統；配合琉璃河遺址公園建設開展考古工作；在以往琉璃河考古工作基礎上，進一步摸清重要遺存的分佈與保護現狀，為科學闡釋和展示琉璃河遺址整體格局、歷史沿革和社會面貌提供依據等。

　　北京市文物局局長陳名傑告訴記者，2021年3月25日，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調研琉璃河遺址保護工作時強調，琉璃河遺址是首都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貴物證，被譽為“西周燕國始封地”，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和科學價值。要立足傳承中華民族文脈、重現北京歷史記憶的高度，充分認識琉璃河遺址保護的重大意義，聚焦打造北京下一個申遺項目，努力建成全國文化中心的一張“金名片”，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標誌性文化遺産。

　　陳名傑強調，目前北京正在推動建設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大遺址公園，還將建設以琉璃河考古基地為中心的燕文化研究中心，為取得更加豐碩的研究成果提供人才技術支撐。

　　劉文華表示，未來將加強對琉璃河遺址建置沿革、城址與聚落結構、文化與社會發展水準等相關內容進行研究。加強與科研院所合作，佈局重大課題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進一步揭示北京建城之源，力爭將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把這一珍貴文物資源闡釋好、保護好、傳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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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河遺址幾次重要發掘工作

　　1945年文物工作者根據地表散落陶片，首次發現琉璃河遺址。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配合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生實習，對劉李店、董家林等遺址做了小規模試掘，是為琉璃河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的肇始。1972—1978年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前身）與北京大學歷史系等相關單位對琉璃河遺址開展了考古工作，對古城址西北角和東北角進行了小規模發掘，基本明確了琉璃河城址的範圍、城墻的建築結構和始建年代。其中帶有“匽侯”銘文青銅器的發現，證明了現今的琉璃河地區就是早期燕國都邑遺址，為北京三千餘年的建城及建都史提供了堅實有力的依據。

　　1981—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合作組成琉璃河考古隊，對黃土坡村東、北側的琉璃河Ⅰ區、Ⅱ區墓地進行了發掘，出土遺物數千件。大型墓葬M1193齣土精美遺物200余件，其中“克盉”“克罍”兩件長銘文青銅器，證實了《史記》中“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的記載。

　　1995—199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6—1997年）聯合組成琉璃河考古隊，對琉璃河城內居址進行了發掘，首次發現刻有“成周”的卜甲，將居址內文化遺存分為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和當地土著文化因素，進一步證明了琉璃河遺址所代表的燕文化的複雜性。

　　2001—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為配合遺址附近村落搬遷，在立教村南和京廣鐵路以西進行了部分搶救性發掘工作，豐富了遺址非核心區的材料，為進一步研究琉璃河遺址空間配置、聚落形態、墓葬區位等提供了新的思路。

　　《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19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