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回憶父親汪曾祺：我們的“老頭兒”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6月23日電(記者 上官雲)中國當代散文家、戲劇家……這些都是別人送給著名作家汪曾祺的頭銜。他的很多作品都擁有風俗畫般的意境，清新又親切。

　　寫美食、寫風土人情，汪曾祺總是手到擒來，寫作領域相當寬泛。他懂生活、會生活，寫的許多食物看上去很平常，但卻總是令人饞涎欲滴。

　　無論美食還是美文，讀者喜歡汪曾祺，根源可能還是其中流露出的積極生活態度。

　　他寫過一首詩，其中一句是“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很多世間美好卻瑣碎到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在他的文章裏依然生機勃勃。

　　今年是汪曾祺誕辰100週年。日前，由其子汪朗擔任主編的《汪曾祺別集》的前八卷率先出版。汪朗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從側面還原了父親汪曾祺的寫作、生活。

　　中新網：汪曾祺先生的寫作領域相當寬泛，小説、散文、詩歌、戲劇都有，身為《汪曾祺別集》的主編，在文體編排方面，您是怎麼考慮的？

　　汪朗：我這個主編是挂名的，沒幹什麼事情。這套書從創意到設計框架到選定篇目到文字編校到封面裝幀等，都是幾個編委在實際操作。這些人大都屬於中生代，水準很高，對於汪曾祺的作品很熟悉，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都編過老頭兒的作品集，因此選編這套《別集》可以説遊刃有餘。

　　但是他們都很謙虛，不願意領銜當主編，於是便找我來當招牌，只因為本人姓汪，另外長得還有幾分像汪曾祺，證明當年生下來從醫院抱回家時沒有搞錯，僅此而已。因此他們也沒讓我做太多具體的事情，只是逼著我寫了一篇總序，還挺費勁。不過我對於這套《別集》的編輯過程和編委的付出多少還是知道一些的，在此多説幾句。

　　這套書計劃出20本，總字數大約在200萬字。第一批出的8本都是小説，其餘12本有11本散文和一本戲劇，一些談文學創作的文章歸入散文了，一些書信和序跋之類的文章則分別放入各集正文的前面，沒有單獨成冊。

　　這種編排方式某種程度上借鑒了《沈從文別集》，沈先生的那套書在正文前面也有一些“零碎兒”，這樣可以讓讀者從更寬泛的層面了解作者。説來也有些意思，《沈從文別集》中的“別集”是老頭兒為他的老師沈先生擬的，如今又用到了他的作品集上面，也算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吧。

　　《別集》每本書的書名都經過反覆斟酌，不能用老頭兒生前自編文集的名字，也不能隨便起一個，要和他的作品和文學主張有些關聯，還要照顧到書中的內容，因此挺費腦筋。像戲劇集的書名改過幾次，直到最後還有好幾個方案，由該書編委選定一個，就是《撞墻集》。

　　這是根據老頭兒的一段話演繹出來的，他曾經説自己寫劇本就是想和京劇鬧鬧彆扭，把現代元素注入到戲劇中，提升京劇的文學品質，但是沒有成功，就像一拳打在了城墻上。於是《別集》戲劇卷的名字就成了《撞墻集》。這也説明大家比較鬆弛，想讓老頭兒更本色一些，離讀者更近些，不要高高在上。

　　這套書的讀者，我想應該是讀過一些老頭兒的作品，希望對他有更深了解的人。

　　中新網：讀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總是很親切、很清新，《汪曾祺別集》有11卷都是散文集，您怎麼看汪曾祺先生這種親切、清新的文風？

　　汪朗：這與他對散文的認識有關。他從來不認為散文一定要表現什麼重大題材，一定要從日常小事中挖掘什麼人生哲理，一定要抒發什麼豪情壯志，認為這種文風很可惡。

　　因此，他寫文章只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信馬由韁，有啥説啥，不趨時跟風，不矜持作態，因此看起來比較輕鬆。當然他寫散文也要謀篇佈局，也要借鑒前人的表達方法，只不過將這些東西化到自己的文章裏了，不那麼生硬。

　　中新網：在您讀過的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中，哪一部最令您印象深刻？

　　汪朗：老頭兒的東西一般都還好看，如果硬要找一兩篇印象比較深的，小説中我比較喜歡《異秉》，散文中是《葡萄月令》。《異秉》這個題材他先後寫過三遍，最早叫《燈下》，是1941年上大學時寫的，後來1947年又寫了一遍，名字就叫《異秉》，等到1980年他又寫了一遍，寫成的時間實際比《受戒》還要早，只是發表的時間要晚于《受戒》。

　　這篇小説最好把三個版本結合起來起來看，可以看出老頭兒在文學創作上的成長歷程，他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些人的悲憫之心，另外在文章的結尾處還能體會到老頭兒在文章中暗藏的“壞水兒”，他的許多意思是深埋在文字之中的，需要慢慢挖掘。

　　《葡萄月令》這篇東西不長，也沒有什麼抒情描寫，但是讀了第一句就能讓人的心一下靜下來。“一月，下大雪。雪靜靜地下著。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聲音。葡萄睡在鋪滿白雪的窖裏。”

　　這篇散文是他根據自己在張家口勞動改造時的經歷寫出來的，當時他在果園勞動了一年多，果園裏的葡萄很多。農業勞動其實是很累人的，但是他卻能把勞動過程寫得那麼美，很難得。這不是什麼文字功力的事，是出自他對生活真正的熱愛。我在農村插過隊，對於這一點有切身感受。

　　中新網：汪曾祺先生在家裏有什麼寫作習慣？會不會跟子女或者家人談論有關寫作的話題？比如會不會指導孩子們的寫作？

　　汪朗：上世紀八十年代，老頭兒重新寫小説之後，曾經有一段把他要寫的題材事先都和家裏人講一講，像什麼《大淖記事》、《雞毛》都説過。但是也不是每篇都説，像《受戒》、《異秉》，我的印象裏他好像就是自己寫出來的。因為有的小説沒有什麼情節，不好敘述。

　　另外老頭兒的口才沒有他的筆頭功夫好，有些東西講起來不太吸引人，寫出來才好看。後來他寫東西時，基本就是自己先捧著一杯茶坐在那裏發呆，凡人不理，想好了動筆就寫。等到東西寫好了，再給家裏人看。

　　他很少指導子女寫作，覺得我們都沒有這方面的才氣，不是嗑文學這棵樹的“蟲兒”，教了也沒用。我們也還有自知之明，從沒有死乞白賴地和他交流文字寫作問題，要不然這個家的日子就沒法過了。

　　文學才能是很難傳承的，如今社會上有官二代、富二代、藝二代，你見過幾個文二代？搞文學不是靠點關係就能出頭的。所以我們幾個子女都沒吃文學飯，沒這個本事。

　　中新網：汪曾祺先生為人又幽默又不拘小節，家裏人叫他老頭兒，他欣然接受，反倒是外人偶爾聽到會有些不理解。您還記得管汪老叫“老頭兒”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怎麼有了這樣一個稱呼？

　　汪朗：我們兄妹三人寫過一本《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這些問題提到過：老頭兒，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別號”。媽媽這樣叫，我們三個兒女這樣叫，就連他的小孫女也這樣叫。有時外人來了，我們在言談話語之間，一不留神也常把“老頭兒”冒了出來，弄得人家直納悶；這家人，怎麼回事？沒大沒小。

　　沒大沒小，是爸爸自找的。他一向主張父母與子女之間應該平等相處，從不講究什麼父道尊嚴。他甚至還寫過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説什麼“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有這樣一個爸爸，不叫“老頭兒”實在有點對不起他。

　　中新網：汪曾祺先生多才多藝，刻印章、拉琴……好像什麼都行，他對傳統文化的這種醉心，是不是在寫作和生活中都是一以貫之的？

　　汪朗：他多年很少刻印章，小學時曾經學過。他的父親拉胡琴，他當年只是跟著拉著玩，後來就放棄了。我們家從來沒有買過胡琴，笛子倒是有過兩根，他吹笛子水準還行。

　　老頭兒不是只對傳統文化醉心，上大學時又看了不少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作品，當時寫的東西很洋氣的。另外他對中國民間文學也很有興趣，當年編《民間文學》時，自稱看過的民歌民謠有上萬首。

　　因此，他很不樂意別人將他歸入傳統文人或是鄉土作家的行列，認為這帶有守舊和封閉的意思。他認為他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當然文學的表現形式有時候很“傳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