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學交往中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此心安處是吾鄉”。無論是圓寂于日本的鑒真，還是終老于中國的晁衡，他們心中都有兩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故鄉，他們生命的價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貢獻而熠熠生輝。

　　數月來，中日兩國人民被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物資上的詩句所感動。日本馳援中國的抗疫物資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中國贈予日本的救災物資上也印著“應知扶桑東，明朝浴晴日”、“青山一道，同擔風雨”、“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這些雅致的漢詩，將兩國民眾最美好的支援與祝願傳遞到了對方心中。“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深植于中日兩國的文學傳統與文學交往之中，也是兩國友誼的深度見證。

　　唐詩中的休戚與共

　　日本人之所以喜歡用漢詩來表達關懷，與中國文學傳統深有關聯。中國是詩歌的國度，古代表達類似情感的詩歌極為豐富。“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出自《詩經》，“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出自王昌齡的《送柴侍郎》。中國詩歌中，類似的還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同氣連枝，珍重待春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若知四海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天臺立本無情隔，一樹花開兩地芳”等詩句，都表達了休戚與共的關懷與支援。

　　中日文學聯繫最為緊密的時代莫過於唐朝。日本曾先後派出十九次遣唐使，每次赴華人數多以百計。唐代是詩歌盛世，詩賦是科舉考試的重要環節，吟詩作賦也成為了唐人必備的人文素養。日本遣唐使將唐代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日本，奈良時代的日本首都奈良，便是倣照長安所建，漢詩也成為了日本皇室、公卿貴族、高級僧侶及上層文人之間唱酬的風尚。在江戶時代(1603—1868)以前，日本的漢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層階級手中，漢文書寫與社會地位之間有強烈關聯。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出自日本長屋王。《唐大和上東征傳》載：“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希望中國高僧能夠去日本傳授佛法。《隆興佛教編年通論》記載：“鑒真受其衣，嘆外國人有佛種性，欲往化之。”鑒真從743年開始東渡，五次失敗，終於在753年抵達日本，引起轟動。他雙目失明，卻仍在日本弘揚佛教及中國文化十年，763年圓寂于唐招提寺，被尊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鑒真圓寂後，日本人紛紛寫詩悼念。石上宅嗣在《五言同傷大和上》中悲嘆：“招提禪草歇，戒院覺花空。生死悲含恨，真如歡豈窮。”鑒真圓寂後，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謝了，人世間的生死雖可恨，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遺産卻是無窮無盡的。日本高僧元開也在詩中滿懷感恩地懷念鑒真：“我是無明客，長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誘，懷抱絕埃塵。”言鑒真雖然雙目失明，卻用佛法讓自己這位本來“無明”之人獲得了“光明”，超凡脫俗的他對自己循循善誘，從而深受教益。藤原刷雄的《五言傷大和上》中有“萬里傳燈照，風雲遠國香”兩句，是對鑒真不辭千萬里來到日本弘法，留下萬世馨香的讚美。如今，唐招提寺中依然種植著鑒真故鄉揚州的瓊花，這也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另一種表達了。

　　日本遣唐使來到中國之後，與中國詩人也多有詩歌唱酬。阿倍仲麻呂(698—770)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716年，阿倍仲麻呂作為遣唐留學生來到中國，改名晁衡。他愛慕中國之風，在大唐進士及第。他深得唐玄宗的賞識，授與左補闕等要職，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終老于長安。他與李白、王維等唐代著名詩人都有交往，留下了許多動人詩篇。751年，他回國探親之請得到了唐玄宗的准許。臨別前，王維贈詩《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詩中有“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兩句，可謂推心置腹之語。字面意為：故鄉的樹木在扶桑國的大地上，主人的家在孤島之中。晁衡在長安多年，長安已是他的第二故鄉。若不是“且認他鄉作故鄉”，晁衡怎會再度回到長安？王維知其心意，所以用“鄉樹扶桑外”來安慰他：如果思念中國，看看日本的樹木，不也和中國一樣嗎？

　　晁衡心中也對大唐充滿了留戀，作詩《銜命還國作》，其中“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兩句便與王維的“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相呼應。“蓬萊”是中國神話中的海外仙山，代指日本。“扶桑”與“若木”都是《山海經》中記載的神樹。東有扶桑，西有若木。中國在日本的西邊，“若木故園林”便有以長安為故鄉之意，表達自己對中國的留戀。

　　李白與晁衡也是朋友。晁衡贈衣于李白，太白有詩曰“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興奮之情溢於言表。753年，長安誤傳晁衡在海上遇難，李白為此痛哭，作詩《哭晁衡》。其中“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兩句尤為情真意切。在李白心中，晁衡是一輪明月，他的離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自己是一片雲，愁雲滿面，悲痛萬分。好在這只是誤傳，晁衡平安歸國後讀到李白之詩，也是百感交集，作詩《望鄉》。在日本寫“望鄉”，便寄託了對第二故鄉中國的懷念。詩中“一片望鄉情，盡付水天處”兩句，將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近鄰如親的關係，以及自己對中國的拳拳真情表露無遺。

　　“此心安處是吾鄉”。無論是圓寂于日本的鑒真，還是終老于中國的晁衡，他們心中都有兩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故鄉，他們生命的價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貢獻而熠熠生輝。無論是在日本文人對中國鑒真和尚的懷念感恩之中，還是中國文人對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誼之中，漢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鑒真與晁衡這兩位中日文化交往史上的巨人，也因中日詩歌交往更添光輝。

　　日本小説中的漢詩傳統

　　日本文學的漢詩傳統源遠流長。除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之外，日本文學中還有“自言四海皆兄弟，不愁鄉國隔山川”、“更憐去故鄉，蹈海求良匹”等許多表達類似關懷的漢詩。正是因為這些漢詩的出現，讓經歷了白話文運動而對文言漸漸疏遠的國人感到訝異。其實，比起白話漢語，更多的日本文人可能更熟悉文言。日本漢學學者學習中國的語言典籍，通常以《昭明文選》《白氏長慶集》《論語》《孟子》《莊子》等詩文集作為教材。很多日本著名漢學家能用文言文撰寫高水準的漢詩文，卻不能開口説日常的漢語口語。對於更多沒有學過漢語的日本人而言，漢詩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已經成為了一種深植於心的中國情結和文化符號。儘管後世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力逐漸減弱，漢詩在日本文學中卻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歷史上朝代眾多，每個時代統治者的立場不同，

　　對待中國的態度也有所不同。無論是在兩國關係緊張還是平和的時期，或隱或顯的中國文學都是日本文學趣味的一部分。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構成了日本中國形象的內核。日本文人吸收了大量中國文學精華，日本漢學也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漢詩文素養就是中國情趣、中國情結最為突出的表現。

　　江戶時代以後，漢文教育開始普及，漢文學的創作呈現出多元化與平民化的趨勢，也出現了一批漢文小説作者。日本文人喜歡在小説中模倣中國小説插詩、引用中國詩歌或自作漢詩。例如，小説家川合仲象在其所作的漢文小説《本朝小説》中引用了幾十首中國詩歌。小説本身表現的漢文水準本不高，但引用中國詩歌時卻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抄錄，想要借小説創作展現他所認為的“漢詩精華”。再如，著名的政治小説《佳人之奇遇》(柴四郎原作，梁啟超將其譯為《佳人奇遇》)雖為日文小説，中間也經常插入詩歌，選用了大量的《詩經》《文選》詩賦。柴四郎自創的漢詩水準也很高，如“月橫大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夜蒼蒼望兮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這樣典麗的漢詩在明治文人間廣為傳頌，德富蘆花就常在月夜下獨自朗誦。

　　日本小説中常常描述文人之間以及男女之間以漢詩唱和的情節，表現出很高的漢詩素養。例如，在三木貞一的小説《情天比翼緣》中，男主角柳翠郎與友人在東京遊覽名勝時互作漢詩酬唱。翠郎作詩曰“喜爾呼京鷗，應知京洛爭”，雪江先生作詩曰“官櫻比古翻添色，都鳥於今始副名”，廬州先生作詩曰“三月東都麗景新，勝情偏屬此江濱”。形式雖為漢詩，描繪的卻是東京的春日風景：河畔櫻花盛開，鳥雀啾鳴。“京洛”並非實指中國的長安與洛陽，卻讓人不由聯想到中國文學傳統，為這片東瀛勝景吹來了中國之風。

　　漢詩不僅是日本同性友人之間的風雅同好，也是向異性表露心跡，乃至推動愛情進展的關鍵。小説《佳人奇遇》中，當日本志士東海散士遇到西方佳人時，他引用《詩經》中的詩句來表達心跡：“有美人兮，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出自《詩經·野有蔓草》，原文為“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雖然與原文略有出入，但也説明作者柴四郎的漢學素養很高，能夠背誦《詩經》中的詩句。佳人聽言，“以柳枝掩半面微笑”，芳心暗許。三木貞一的漢文小説《新橋八景佳話》也將漢詩用得極為純熟。小説以一首自創的七言律詩開篇，首聯為“東都第一冠繁華，名妓家鄰才子家”，以南宋杭州比擬東京繁華。小説中寫到男女主人公分別的時候，作者引用王昌齡的《閨怨》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小説雖然發生在日本，但男女主人公都精通中國詩詞，熟知中國文學典故。男主角梅雪操與情人小紅告別，擔心下次相逢時她已是“綠葉成陰子滿枝”(語出杜牧《悵詩》)，小紅答道：“文君未白頭早做吟，婕妤先秋風已題扇。”這裡化用了兩個中國典故，卓文君作《白頭吟》表達“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的堅持，班婕妤作《團扇詩》，吟咏自己好像秋天的扇子被君王遺忘。短短14個字，卻表達了雙重含義：自己內心的堅貞，以及對情人的擔憂。三木貞一在《情天比翼緣》中更是用上了藏頭詩。男主角柳翠郎撿到了女主角蓮香玉的金釵，翠郎還金釵時附上藏頭詩一首，藏的四字是“獨思美人”。香玉一讀就知道是藏頭詩，回信時也作了一首藏頭詩，藏字為“非復無情”。像這樣以漢詩推動日本小説情節發展的例子還有很多。

　　在小説中插詩是中國明清小説常見的表現手法。中國戲曲以及章回小説中，往往有上場詩、下場詩、定場詩、中場詩等，人物對白，情節推進中都喜歡插入詩歌。日本小説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這一傳統，這也是中日小説的“風月同天”。

　　中日文學中的“風月同天”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之所以讓我們感動，在於它描繪了一種榮辱與共、休戚相關、同舟共濟的真情。中日兩國都是飽經患難的國家，共用著漢文化、儒家文明的遺産。文化相似則人心相通，在中日文學中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品並不少見。

　　不少日本文學作品描繪了善良、正直、勇敢的中國人形象，中日兩國人民相互扶持，並肩而行，共渡難關。岡鳴冠山(1674—1729)的漢文小説《德容行善有報》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揚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富家子弟，為眾人所敬仰。因為聽説日本長崎風景秀麗，於是從事中日商貿，僑居於長崎。有一位日本美人豐娘願意“典身為妾，以救父母之困”，李德容來到美人家中，發現“家空如洗”，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母親已經臥病多月，豐娘“自欲以身換藥，救其危急”。李德容見狀心生憐憫，以禮相待。雖然豐娘是國色天香的美人，李德容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但他並沒有趁人之危，而是與豐娘結為義兄妹，“顧如同胞”，當夜就送去三百兩銀子，此後還常常贈送錢米。過了數月，李德容又親自主婚，把豐娘嫁給了一位富家公子，併為其準備了所有婚嫁的衣裳被褥、櫃箱首飾、粗細傢夥、桶鍋碗碟。這一事跡被長崎人傳為佳談，時人有詩讚曰：“德容容德主婚姻，便把豐娘嫁富人。適見朱陳兩家好，客中自是慰心神。”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風生水起，獲利頗豐。回國時，李德容的商船遭遇颶風，但因其善舉得到了媽祖保祐，保全了性命。

　　《德容行善有報》的故事發生在江戶時代。江戶時代是武士的時代，僅佔總人口數10%的武士階層居於統治地位，掌握著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財富。1633—1639年間，德川幕府五次頒布鎖國令，打擊基督教，也打擊了日本與外國的商貿往來。鎖國政策下，只有中國與荷蘭的商人才能在長崎貿易，也使得中國文學得以流入日本。中國商船幾乎是日本民眾了解外域的唯一渠道，中國文學也豐富了日本讀者的精神世界。從《德容行善有報》來看，當時中日商貿暢通，人心相近，語言無礙。在日本的中國人行俠仗義，最終善有善報，充滿了人性美的光輝。從長崎人的評價可知，像李德容這樣俠義而充滿美德的中國人在江戶時期並不是個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也一直是中日兩國人民所秉持的共同價值觀。

　　19世紀以後，中日兩國相繼遭到來自西方強國的挑戰，經歷過相似的近代化道路，也懷有對東方儒學文化傳統的共同“鄉愁”。明治維新中“脫亞入歐”的急先鋒福澤諭吉曾表達過這種看法：“日本人本來就是由儒教主義培養而成，……王政維新以後的革命是震天動地的大變動，……因此也就如同奪其精神而無遑他顧，為文明進步之大勢所迫而只得跟隨其後，但同時在心靈深處都尚存有古老主義的余燼，無不竊竊懷著戀戀不捨之情。”這不僅是明治維新後日本人的共同感受，也是晚清中國人的共同感受。在儒學傳統與以西歐為標準的現代化之間，在新與舊之間如何取捨，成為了近代中日文化人面臨的共同考驗。在日本近現代文學中，經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現代性中的掙扎，集中表現為在中國儒家思想與西方思想之間的掙扎。一個民族的強大，是否一定要厚此薄彼，脫亞入歐？

　　柴四郎的小説《佳人之奇遇》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思考的途徑。小説中描繪了一個忠孝節義、卓識奇智的中國志士范卿，他與日本志士東海散士、西班牙女傑幽蘭、愛爾蘭女傑紅蓮一起，為了追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並肩奮鬥，“以弱國之兒女共謀民族復興之將來”。他們都是他鄉流離之客，共同傷感於國運家恨、民族屈辱的歷史，引為知音。范卿與東海散士志同道合，慷慨談論時事，“誓他日戮力同心，共為興亞之舉”。他們都為中國經年來受到的“挫辱”而感到悲哀，希望能夠禁絕鴉片，振起國民精神。范卿對東海散士説：“是仆之素志也，不期胸中積蘊，與君相合。噫！世豈無臥龍鳳雛哉？”把自己與散士比作三國時期齊名的諸葛亮與龐統。兩人分離數年，生死未卜，散士懷念范卿，作詩曰：“樓船破浪叱鯢鯨，鵬翼摶空空有聲。落落雄心與誰語？白雲山下憶范卿。”短短四句漢詩，將自己的雄心壯志，對范卿的牽掛不捨寄託其中。《佳人之奇遇》讓我們看到，即便是在中日關係緊張的近代，兩國民間跨越國籍、種族的友誼依然不絕如縷。范卿與東海散士之所以能夠成為異國知己，不僅源於他們共同的志向、中日兩國在近代面臨的共同危機，也源於他們共用的漢文化。他們互相尊重、支援，保持著友善的雙向交流，也成為了中日文學交往中令人感動的一頁。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並不是日本文人單方面的感受，在中國文學中也有相似的表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又一批的中國學子、文人來到日本，渴望從日本的現代化中汲取經驗。他們的文學作品也表達了這一歷史進程中自己真實的感受。

　　1907年赴日的劉師培寫下了《日本道中望富士山》：朱明返羲轡，昔慕匡廬崇。訝茲高寒區，移 榑木東。厖薄衍峻壤，崛崎培峣峰。冰液凝夏條，雪塵涴春叢。吐曜逴龍赩，委羽僊禽翀。岡冢草罷綠，嵠瀆櫻燃紅。側觀拭遊目，遐覽愉旅衷。頗疑嬴氏臣，影標瀛蓬。逋士有壞丘，仙儔無遺蹤。空聞珠玕林，奇光開澒蒙。

　　劉師培的詩歌基調通常沉鬱傷感，這首詩卻表現出罕見的輕快。他告別故國，遠離黨爭紛擾，對日本的新生活充滿了期待。他筆下的富士山也如同仙山一般，冰清玉潔，遺世獨立。“頗疑嬴氏臣，影標瀛蓬”兩句把秦始皇時期徐福東渡的傳説聯繫起來，表現出對日本民族的親近感。雖寫富士山，幾乎通篇是中國意象，把富士山與中國的廬山、道家仙山委羽山聯繫起來，並沒有任何文化上的隔閡。“昔慕匡廬崇”一句表面是在寫廬山，實則藉以表達自己對日本的嚮往。白雪與盛開的櫻花交相映襯，這在初到日本的劉師培眼中顯得極為新奇。他期待能在富士山上發現徐福東渡的遺跡，可惜了無蹤影。他離開中國來到日本，表面上看起來是背井離鄉；加上語言不通，更應該有異國之感。可是從這首詩中看來卻並非如此，他期待擺脫滿清的統治，來到一方深受漢文化浸濡的土地上從事民族復興大業。相較于滿清，日本對於劉師培而言反而更有親近感。這也是一種“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詩意表達了。

　　詩歌之外，魯迅散文《藤野先生》也描繪了一位正直、友善的日本老師。魯迅説：“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藤野先生能夠力排眾議，對當時的弱國子民魯迅分外體貼照顧，這也是一種同舟共濟、風月同天的關懷。

　　他鄉是一面鏡子，一切文化都是在與其他文化的比較中確立的。一種文化對於另外一種文化，通常有三種態度：一種視異文化絕對優越于本土文化，表現出一種狂熱的心態，但這種認識通常屬於幻象。一種把異文化視為低下負面的文化，對其有一種憎惡之情，從而反襯出本土文化的高大。第三種態度是基於相互尊重和認可，將異文化與本土文化都視為正面的、平等的存在，兩種文化的對話表現出一種友善的態度。友善是惟一真正雙向的交流，也是一種持續性對話。中日文學交往中，不乏“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樣善意的雙向交流；中日兩國源遠流長的情誼也在這些真摯持久的漢文學中歷久彌新。

　　狄霞晨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