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李陀

　　編者按

　　為紀念作家路遙的七十歲誕辰，路遙國際文學研討會于12月7日在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達理禮堂舉行。多名中外高校的學者出席了本次研討會，共同探討路遙創作在文學史內外的意義及對當下的啟示。在作家李陀看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一次不平凡的現實主義寫作，它用一種非常有氣魄的但是又非常尖銳的形式描寫了一個世紀斷裂的重要斷口，多達百人的群像式寫作描繪出了一個和世紀斷裂相聯繫的中國的大變化圖景。下文將研討會上李陀的發言編輯整理，以饗讀者。

　　我們很幸運，路遙是在二十世紀末寫的《平凡的世界》，這個時間非常重要。為什麼？我們今天面臨著一個和二十世紀完全不同的世界，面臨著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形成空前大斷裂的節點上。在這個大斷裂裏，所謂的世界體系，比如沃勒斯坦他們強調的世界體系，所謂中心、邊緣、半邊緣，這樣的世界格局正在解體。解體之後我們面臨的新世界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一個新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這一點可以説清晰可見。

　　世紀性的斷裂給文學帶來的問題是，文學要如何應對變化？可能性在哪？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回顧路遙的寫作有特別的意義。

　　多達百人的細緻群像

　　路遙的寫作在時間上、空間上、客觀上，都和這個大斷裂是同步的。而且《平凡的世界》所切入的，我個人認為是這個斷裂最尖銳的斷口。當然，並不是説它是對現實某一個歷史階段客觀的記錄和反映。它是非常自覺的現實主義的寫作，而且是一次不平凡的現實主義寫作。它為現實主義寫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的經驗，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

　　傳統現實主義一般來説有一個要求，就是要寫人物。路遙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他也寫人物，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寫人物，他寫的是一個群像，一個多達百人的群像。在這個群像裏，他很具體細緻地描繪了鄉土社會的瓦解，而且他解析出一層又一層複雜的關係。每個人物——即使跟鄉土社會最密切、在某種意義上是鄉土社會的維護者，比如孫玉厚、田福堂——幾乎都親身經歷或者介入了鄉土社會的瓦解。

　　路遙寫中國鄉土社會瓦解的時候，並沒有把鄉土社會寫成是呆板的、被動的、沒有生氣的、像一棵完全枯萎的大樹那樣的空間，而是描寫出了集體經濟、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包産到戶、土地承包、鄉鎮企業，一浪蓋過一浪的大變革。《平凡的世界》像一個導演精心製作的慢鏡頭，在這個慢鏡頭裏我們幾乎看到中國鄉土社會這棵大樹倒下來的每個階段和細節，而這一組一組的農民群像又恰恰在瓦解過程中擔任著維護者和破壞者的雙重角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歷史過程重疊在鄉土社會的瓦解過程裏，新舊衝突，特別是新理論、新價值，或者是新利益、新藍圖的召喚，都使得他們不能不介入鄉土社會的瓦解過程中，不能不成為鄉土社會瓦解的擔當者。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可以説農村題材的小説進入特別繁盛的階段，但是能夠用文學對我們這一段重要的歷史做近距離的細緻思考和觀察的小説，《平凡的世界》可能是唯一的一部。

　　孫家兄弟

　　孫少安和孫少平兩兄弟，很多評論都集中在孫少平身上，但是我個人覺得孫少安這個形象應該是路遙寫得最下功夫、最用力的一個人物形象，也是最豐滿、最複雜的。如果説雙水村裏的每一個人，他們的內心世界幾乎沒有片刻寧靜，都是騷動不安的、充滿矛盾和分裂的，那麼孫少安的內心世界是最激烈、衝突最多、最典型的一個。路遙在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非常注意這一點，孫少安不但是一個非常剛直剛硬的西北漢子，路遙又著重描寫了他柔情似水的一面。在中國文學人物譜系裏，把一個人物寫到單純又複雜，能夠這樣統一起來、寫得這麼豐富的，不是很多。

　　這個人物的豐富性、他內心世界波瀾起伏的複雜性，在小説寫到他們分家的時候，表達得非常充分。孫少安後來辦了磚廠，過上了比較富的日子，他的妻子秀蓮提出分家，孫少安暴怒。孫少安與秀蓮匆忙結婚，但是婚後一起生活他們産生了非常深刻和真摯的愛，可是當秀蓮提出來要和父母兄弟分家的時候，孫少安怒氣沖天，甚至要動手打秀蓮。這對我來説是很震撼的，因為少安的形象不是這樣的，他柔情似水的一面非常感人。他為什麼反應這麼激烈？這説明這個人所有的行為、所有的心理動機，都伸向大地深處的源泉。鄉土社會像一棵千年的大樹形成巨大的根系，使得孫少安所有的心理動機和反應方式都是在鄉土社會所決定的差距格局裏來思考和活動的，他完全不能接受秀蓮這樣的想法。

　　小説裏有這樣一句話：“他從一開始擔負的就是全家人的責任。”家的崇高地位、家的崇高意義深刻在少安的靈魂深處，所以他的柔情和他的剛直性格之間産生激烈的衝突變成內心一陣陣的風暴。

　　但是最終秀蓮勝利了，家還是分成了，因為秀蓮背後的邏輯比鄉土社會的邏輯更強大，就是個人經濟獨立。經濟個人主義被秀蓮不自覺地接受了，而這個邏輯和當時社會的變革、改革的邏輯是一致的。

　　少安還有另一面，他十八歲就當了生産隊長，在他為病牛治病的情節裏，我們會感覺到他的內心意識裏還有一個非常深的東西：他是一個集體當家人。小説中説“他們隊這頭最好的牛，簡直就是全隊人的命根子”，“全隊人”這個詞對於少安的思想活動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一方面是鄉土倫理在控制著他，決定他的行為和感情；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集體意識對他一生的影響、對他性格形成的決定性作用。

　　所以，為什麼孫少安後來發財後有種種內心不安，特別是他雇人的時候，他成為同村鄉親的老闆，這時候少安的內心世界也是非常複雜的。他後來給全村辦學校，盡可能地在招工當中照顧自己村裏的人，以此作為補償——集體意識在他的精神世界裏一直沒有完全退場，構成了這個人物內心世界的複雜性。

　　相對孫少安來説，孫少平是一個自覺的鄉土社會的瓦解者。但是和孫少安比起來，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他是一個逃跑者，但我們也可以説他是在突圍——在突圍當中尋找另一種生活、尋找另一種生活的意義。他的突圍方式有強烈個人主義的姿態。有些人往往把孫少平突圍的個人主義和于連相比較。這樣的比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把孫少安和孫少平做比較的話，其實更容易看出孫少平這個人物的意義，那是于連不能相比的。這個區別對於我們做文學評論來説非常重要。

　　《紅與黑》中，于連和他父親、和家裏兄弟的關係是仇恨的。但是孫少平有一個溫暖的家，這個家其實是構成鄉土社會的肌理和細胞，也可以説是DNA。説到底，孫少平是鄉土社會的兒子，是這個鄉土社會的兒子要突圍。如果這樣看的話，孫少平的個人主義和于連完全不同。孫少平有沒有和于連比較相近的地方？有。他總是在自卑和自尊兩個極端中互相搖擺，特別是當他由於貧窮、由於饑餓遭到歧視的時候，他的反應非常強烈，但是這種反應跟于連不一樣。他對自尊的追求或者他的自信，來自他自己德行上的優越感。他對土地和勞動的熱愛、對公正和正義的堅持，都跟陜北的鄉土生活有著歷史的血脈關係。

　　在某些時刻，我們擔心孫少平是不是在爭取自己的尊嚴，他從鄉土社會突圍之後會不會被金錢所吞沒？會不會變成一個他所看不起的人？我覺得孫少平很幸運，幾乎被當作生活目的一樣的掙錢追求常常被打斷。他為了幫助別人，為了幫助家人，他送錢給根本不相識的小翠，更不用説他供他的妹妹、給他的父親箍窯。這些事情使他在突圍過程當中跟他的鄉土社會血肉相連，他不能像于連那樣有資産階級的英雄姿態和當時的社會進行對抗。孫少平身上對金錢價值的分裂、猶疑、抉擇是于連所沒有的。

　　很多評論還會討論孫少平的苦難哲學，我對這個問題也作一點分析。我們把哥兒倆再做一次比較。兩人對勞動的態度是一致的，對苦難的態度有一樣的記憶。但是在孫少安那裏沒有苦難哲學的問題，孫少安對於勞動和苦難有很自然的認同。對孫少安來説，他把苦難當作必須接受的。孫少平則把苦難當作一個對象來對待，在這個對象化的過程當中實現自我奮鬥。從路遙對孫少平讀書的刻畫上我們可以看到，孫少平的突圍有一個目的：他不是要變成一般的城市人，他要變成城市裏的知識分子，他要掌握知識。他獲得尊嚴的前提就是他不但要成為城市人，不但要離開鄉土社會，而且要成為知識分子。客觀地説，上千萬的孫少安、孫少平們今天都離開了鄉土社會，而且成為改變中國的主力，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孫少平絕對不是于連。

　　描寫世紀斷裂的重要斷口

　　路遙不僅寫了一組又一組的農民，他還寫了一組又一組的幹部。這些幹部既有村一級的、鄉一級的、縣一級的，還有地市級的，甚至還有省級的，這在中國農村題材小説裏很少見。為什麼？因為只有通過這樣豐富的、複雜的、一組一組的農民幹部，或者跟農民和農村有密切關聯的、出生於農村的幹部群像，才能給我們展開一個廣闊的當代農村政治生活圖景。這樣的氣魄超過了柳青，這是路遙很大的貢獻。

　　如果沒有中國鄉土社會的瓦解或者鄉土中國的瓦解，中國會有這麼大的、這麼快的工業化規模嗎？會這麼快地在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構裏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嗎？不可能。因為鄉土社會的瓦解是中國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不能光從城市角度看中國變化，我們還要看農村，特別要看農村怎樣從鄉土社會、鄉土中國裏走出來。這個歷史過程，這種總體性的畫面，是路遙給我們的。從這一點來説，他對現實主義有巨大的貢獻。很多現實主義寫作都比較小，比較細而微，比如説寫個人經歷、寫一個村子的變化。但路遙給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和世紀斷裂相聯繫的中國的大變化圖景，這是很了不起的貢獻。

　　在這個意義上看，《平凡的世界》非常不平凡。它用一種非常有氣魄的但是又非常尖銳的形式描寫了一個世紀斷裂的重要斷口，這個斷口就發生在中國。《平凡的世界》對我們怎麼理解這個斷口、理解世界，非常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