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貫中西的王國維

　　清華國學研究院·舉例

　　學貫中西的王國維

　　1925年4月18日，王國維攜家眷從城內舊居搬到清華園。儘管清華為他提供的房間數量比城內舊居20個房間少了一半多，但為了“重理舊業”，他還是接受了。

　　吳宓在自傳中寫道：“宓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靜安)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係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在很多人眼中，王國維似乎是一個看起來挺“老派”的學者。有學者評價，他是舊王朝中走出的“新民”，而在經歷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禮之後，又戲劇性地成了新民國裏的“遺民”。

　　看似“老派”的王國維，做學問的方式和態度是很開放的。

　　王國維早年追求新學，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後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

　　“學無中西”，是王國維重要的思想論述。1911年，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闡釋了要堅持“學無中西”的理由：“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即從俗説而姑存中學、西學之名，則夫慮西學之盛之妨中學，與慮中學之盛之妨西學者，均不根之説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

　　在《國學叢刊序》中，王國維指出，他認為當時少有人能對中西之學都“貫串精博”：“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

　　1915年，王國維在日本寫成《三代地理小記》。這部著作最重要的貢獻，是提供了一種古史研究的新思維，即古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實證基礎之上，古代文獻與地下文物要相互參證。以實證史，又以史證實，即所謂的“二重證據法”。

　　有學者認為，對王國維、陳寅恪這一批人來説，背後做學問，內心存在一個“屬於學術的民族主義”——為什麼漢學研究的精華在歐美，而不在中國呢？這一批學人希望把中國的學問研究發展起來，同時，有效借力西方專業的科學方法。

　　王國維架起一座溝通中學與西學的現代橋梁，他的研究論著，飽含中西學術的比較、互相參照而得出的結論，善於用中國的語言、概念和範疇與西方的邏輯分析方法相結合。

　　王國維的學術思想體系，是中學與西學相互結合後的重新創造。《人間詞話》是王國維一部代表東西文化交互影響的著作，闡發了“境界説”。王國維將“境界”分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 兩種形態。“境界”的實現需要“情”與“景”的交融，方法有“寫境”與“造境”。

　　王國維受到康得、叔本華哲學的影響，其“境界説”超越了傳統“境界説”，自成完整的美學體系。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倫理學史上睿智的先行者和開拓者。他有譯著《倫理學》《西洋倫理學史要》；論著《論性》(又名《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釋理》《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説》《叔本華與尼采》《孟子之學説》等。這些成果，在傳介西方倫理學、分析研究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方面，具有巨大的開拓意義。

　　世人都在稱讚王國維的學貫中西。掌握現代學術的方法，是貫通的有利條件。同時不容忽視的一點是，貫通的前提，必然是打好紮實的國學根基。唯有具備深厚的中國傳統學問積澱，才能與西學展開對等而有分量的對話。

　　1929年6月3日，在王國維去世兩週年之際，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集資建起了“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

　　如今在清華大學校園裏，今人依然在凝視王國維的紀念碑。集哲學、史學、美學、戲曲學、甲骨學、敦煌學等研究于一身的王國維，是20世紀初學術界的巨星。

　　碑文是陳寅恪撰寫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説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就在建紀念碑的這個夏天，清華國學研究院也走完了4年曆程。

　　沈傑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