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國學研究院那四年 轉型時代學人的中西“往返之際”

 

　　清華國學研究院·概述

　　清華國學研究院那四年

　　轉型時代中國學人的中西“往返之際”

　　編者按

　　“鴉片戰爭”之後，封閉的國門轟然洞開。1898年5月，維新改革如火如荼，張之洞寫《勸學篇》，在其“外篇”中的“設學”一節提出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1921年梁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把張之洞的原話改寫成了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五四運動”之後，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在改革開放蓬勃深入幾十年後，“國學熱”又一次在全國上下掀起。

　　我們以上所敘述的“國學路徑”表明：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梁啟超和黃遵憲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是在東西方文化交匯和衝撞最激烈的時節興盛起來的，是中國學人面對西方文化時對自己文化的一種學術整理和思想反思；這樣的“路徑”同時告訴我們：“國學”研究的邏輯起點應該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和衝撞點，而其研究視野也應該是在東西方文化交匯和衝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

　　“清華國學研究院”無疑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對於今天的國學研究仍然具有借鑒意義。本刊對這個“典型案例”心儀已久，曾經反覆策劃，多次調焦，最後在報社物色合適記者，又經編輯和記者反覆琢磨，精心修改，終於能以此面目奉獻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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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1929年，中國近代學術史時間軸上的這4年，曾經因“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出現，熠熠生輝。研究院坐擁聲名顯赫的導師—— 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李濟，輸出74名畢業生，之後大多都成為國內文史領域的專家。

　　在一個轉型時代的歷史節點，清華國學研究院抓住了清華“改大”的契機，吸納最頂尖的師資力量，結合中國舊日書院與西方的導師制，以貫通中西的思維教導學生，開闢了一片學術的世外桃源。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僅僅寫下了4年的時間刻度。1925年9月，清華國學研究院開學，1929年6月21日，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向獨立的完全大學轉型，國學研究院結束。之後清華創辦與大學本科銜接的多科研究院。

　　但清華國學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覷。它定義了何為“國學”，實現了中西方人文精神與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學人，一直為中國思想界持續“供血”。時隔近一個世紀，我們依然願意反覆書寫，時時重溫。

　　清華“改大”，國學先行

　　馮友蘭曾總結：“到了20年代，清華學校的人們，在校內自動改制，廢除了留美預備學校的舊制，建立正式現代化的大學新制，並且設立了國學研究院，體現了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學術第一，講學自由，相容並包。”

　　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直接原因是“改大”，即原本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校，要著手籌備改辦大學。

　　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清華師生強烈要求“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改良清華”。在校內外輿論壓力下，1920年，校長張煜全設立“大學籌備委員會”，“以辦中等科之力量經費，改辦大學”，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級新生。

　　于1922年10月被任命為署理校長的曹雲祥，積極推進“改大”。他在《改良清華學校之辦法》裏表示：“清華不改大學，則落於人後，不得並駕齊驅。”

　　《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指出，1924年，清華學校校務會議通過了《清華大學之工作及組織綱要》，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

　　與此同時，校內外持續有聲音強烈呼籲清華增強國學教育。彼時北京大學已創建研究所國學門，梁啟超、胡適等人也明確建議，清華應當開展國學研究。

　　結合本校情況和國家文教事業需要，清華校務會議多次研討後，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裏提到，原本清華是打算開設多科研究院，但因為經費問題，只能先辦國學一科。

　　清華國學研究院時間軸自此啟動。

　　1925年2月12日，清華正式委任吳宓為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派衛士生佐理研究院籌備事務。

　　當時，胡適擔任“清華大學籌備顧問”，曹雲祥向他請教該如何辦好研究院國學門，並希望胡適能來擔任導師，主持研究院。但胡適表示：“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1925年2月13日，吳宓拿著校長曹雲祥的聘書，來到北京地安門內織染局10號——王國維的住處。作風傳統的吳宓，見到王國維，先恭恭敬敬鞠了三個大躬，之後説明來意。王國維後來對吳宓説，其實內心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見他執禮甚恭，大受感動，才受聘。

　　10天后，吳宓又馬不停蹄趕到天津，拜見梁啟超，對方態度是“極樂意前來”。梁啟超的三個兒子都是清華學生，他本人亦是清華的“常客”，數次在校演講，並於1922年起常來清華兼課，擔任國學講師。

　　而之後受聘的導師趙元任、陳寅恪、李濟，則都是吳宓的哈佛大學“朋友圈”中人。尤其是陳寅恪，雖不曾拿到文憑和學位，但其通曉二三十種語言，史學造詣極深，因而得到吳宓和梁啟超的鼎力推薦。

　　馮友蘭評價吳宓，他這一生一大貢獻就是把王、梁、陳、趙4人請到清華任導師，而吳宓本可以自任院長，卻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是極為難得的。

　　中西通才，世界眼光

　　上世紀20年代初，圍繞“國學書目”，還引發過一場“神仙打架”。

　　1923年，胡適應《清華週刊》記者的邀請，為即將赴國外留學的清華學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他開出的書目分為“工具”“思想史”“文學史”：工具書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學大辭典》；思想史書目以先秦諸子、佛經、理學為主；文學史書目有78部，“歷來被視為俚俗低下的元曲、雜劇、傳奇、話本、小説也佔據了近一半的篇幅”。

　　梁啟超無情批評胡適開列的書單“文不對題”，且竟然沒有史書，“不見《尚書》《史記》《資治通鑒》的蹤影”，梁啟超認定，“史部書為國學最主要部分”。

　　如何定義“國學”，如何為學生講授“國學”，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首要確定的核心辦學方向。

　　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宗旨及經過》中，吳宓明確指出：“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並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院學者也。”

　　由此可見，清華國學研究院所倡導的“國學”教育，不是對“西學”的抵抗，而是讓中西文化在此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

　　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的陳來，在《“中國主體 世界眼光”——談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中指出，近代以來，“國學”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吳宓的提法代表了當時多數學者的用法。“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國學’和國學研究的理解，始終是把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教育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則特別注重吸取當時世界上歐美等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和方法。”

　　陳來表示，老清華國學研究院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本色，但從一開始就是追求創新和卓越的，“學術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傳統的學術形態與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學術發展”。

　　清華國學研究院裏的導師們，無不是用新的方法、路徑去研究傳統學問，因而做出很多突破性貢獻。

　　例如王國維認為，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

　　陳寅恪授課特點是“廣徵博引、中西融會”。由於通曉二三十種語言，講授“西方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時，提到某國學者及其著述，陳寅恪甚至會熟練用該國語言來講述。

　　趙元任在授課中，會用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語言，“最明顯者如德法挪威語與中國語之比較、中西對譯辭匯、中西對譯虛字與公式辭匯等”。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對本報記者表示，在那段歲月中，梁啟超、吳宓、陳寅恪等一批轉型時代的知識人，可貴之處在於，自身擁有深厚的中國古典學問積累，然後去西方留學，面對西學西法，“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不為其形格勢禁，往而知返，往而能返。往返之際彰顯的恰恰是中國文化滋養、煦育而成的人格的超然、瀟灑面相”。

　　院內風景，精神陪伴

　　1925年9月，吳宓在發表開學演説中提出，國學院“非為某一校造就師資，乃為中國培養通才碩學”。

　　當時《研究院章程》裏如是寫：“本院略倣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時期中，于國學根底及治學方法，均能確有所獲。”

　　《研究院章程》規定，教學方式分為“普通演講”和“專題研究”。普通演講，為課堂講授，各教授就自己的專長和治學心得開課，供諸生必修或選修。所謂專題研究，是學員在某教授指導下進行某項課題研究。

　　在研究院中，王國維教授經學(書、詩、禮)、小學(訓詁、古文字學、古韻)、上古史、中國文學；梁啟超教授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趙元任教授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陳寅恪教授年曆學、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係者研究、摩尼教經典回紇譯文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和滿洲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李濟教授中國人種考。

　　根據1926年11月12日《清華週刊》刊載的《梁任公先生在清華研究院茶話會演説辭》，梁啟超曾説：“我們覺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想照原來書院的辦法——高一點説，參照從前大師講學的辦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務，實因感覺從前的辦法有輸入教育界的必要。”

　　梁啟超在這次演説中強調，覺得當時的學校“只是一個販賣智識的地方”，“現在的大學都注重在智識方面，卻忽略了智識以外之事”，“所謂修養人格鍛鍊身體，任何一國都不能輕視”。

　　研究院的教育理念尤其體現在師生關係上。學生與教授之間可以隨時切磋問難，砥礪觀摩。研究院不定期舉行茶話會，師生之間聯絡情誼，交流心得。

　　每週六晚上的同樂會，師生會聚在一起講故事、唱歌、背書、説笑話。有一次趙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調正音調，用茶杯演奏出一首樂曲，四座皆驚。

　　趙元任還表演過《全國旅行》，從北京“出發”，然後“口頭遊覽”西安、蘭州、成都、重慶、昆明、廣州、上海，各地方言被趙元任模倣得惟妙惟肖。

　　唐小兵認為，相較于同一時期的北大，清華國學研究院更強調“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教師必須跟學員之間有更多的互動，然後有更密切的學術交流。

　　“在日常生活裏面，共建精神生活和學術的共同體，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強調對學生的耳濡目染，進行文化的熏陶和傳承。”

　　趙元任的學生王力於1926年考入研究院，他在《懷念趙元任先生》一文中回憶，同班的32位同學只有他一個人跟趙元任先生學習語言學，因而師生關係特別密切，他還常到趙元任家裏。“有時候正碰上他吃午飯，趙師母笑著對我説：‘我們邊吃邊談吧，不怕你嘴饞。’有一次我看見元任先生正在彈鋼琴，彈的是他自己譜寫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愛元任先生的學問了”。

　　春風化雨，影響後世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之後梁啟超因病長期不能到校上課。學校本打算再聘其他名師而未果，國學院遂由興盛走向衰落；1929年7月，清華為了創辦與本科教學銜接的多科研究院，最終決定停辦國學研究院。

　　此後，陳寅恪留在清華，擔任歷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直到抗戰爆發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趙元任于1929年應聘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後，繼續在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從事“音韻學”教學。

　　在4年曆程中，清華國學研究院前後招考錄取新生74人，其中中途退學或未獲畢業者4人，其餘多數學生為“國學”繼往開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最後一屆學生畢業時，校長羅家倫曾稱讚國學研究院“在中國開風氣之先”。

　　研究院的學術培養，令學子受益終身。

　　歷史學家藍文徵是陳寅恪的學生，1930年代他在日本留學，有一天在一家餐館與白鳥庫吉等許多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吃飯，其中一位剛從東北拿回一張中國地契，説是明末的東西，在座者沒有異詞。藍文徵卻説：“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緒時文件。”他解釋説，這紙是清末流行東北的雙抄紙，錢的單位用吊，並非明制。白鳥很服氣，他問藍：“你認不認得陳教授？”藍文徵説：“陳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師。”白鳥聽後，態度大變，尊敬地向他伸過手來。

　　藍文徵在高等院校執教數十年，著有《中國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晉南北朝史》等專著。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正是陳寅恪先生培養學生的方式。”唐小兵評價，像陳寅恪這樣的導師，是以身教重於言傳的方式傳遞學術創造的精義，中國歷史文化與現代學術文化兩者融會貫通，轉化為其著述行止的一種精神氣質。

　　王力跟隨趙元任學習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在學術方法上受他的影響很深。王力在回憶文章中寫：“後來我在《中國現代語法》自序上説，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論文上所批的‘説有易，説無難’六個字，至今成為我的座右銘。”

　　王力一生從事語言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語言學方面的專著有40多種，論文近200篇，共約1000萬字，其代表作有《中國音韻學》《古代漢語》《中國現代語法》等。

　　1925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謝國楨，當時名列榜首，師從梁啟超、王國維等先生，此後在明清史、文獻學、金石學和漢代社會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業績。

　　徐中舒192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除短期在武漢大學、華西協合大學、燕京大學、中央大學兼課外，終身執教于四川大學；他師從王國維和梁啟超，受王國維的影響樹立了“新史學”觀念，在後來的學術實踐中，他將古文字學與民族學、社會學、古典文獻學和歷史學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把王國維開創的“二重證據法”發展成“多重證據法”。

　　一心投奔王國維門下的戴家祥，生前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在古文字學尤其是金文研究上的學術造詣極高。

　　清華國學研究院當時的成立，讓學人對傳統的復興多了一份期待和希望。國學研究院停辦以後，清華的“國學”研究精神還是得到了延續和傳承。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沈傑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