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科學畫家曾孝濂：描花畫草“把人美哭”

　　60年只幹一件事——為植物畫“身份證” 繪植物科學畫兩千多幅 曾為屠呦呦研究項目繪畫冊

　　植物科學畫家曾孝濂：描花畫草“把人美哭”

　　曾孝濂，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師、工程師，是我國頂尖的植物科學畫家。他一輩子“從一而終”——中學畢業後只進了一家單位，一直幹到退休；60年只幹了一件事——為植物畫畫；只有一個老伴兒相伴到老，只有一兒僅得一孫。要説有點成績，那就是參與了《中國植物志》的繪圖工作，又在退休後為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創作了《改變世界的中國植物》。

　　“曾老師的畫可以把人美哭！”

　　“植物科學畫就像植物的‘身份證’,它是美術跟科學之間比較小的一個分支。它以繪畫這一手法展現植物物種，甚至比文字描述更加精準。”曾孝濂打了個比方。

　　在植物學界，植物科學畫有公認的重要地位，好的植物科學畫與發表新物種的模式標本同等重要。“這種畫不能有自己絲毫的主觀想像。三個雄蕊你多畫一個就不對，包括雄蕊上開孔的地方，是從側面開孔還是頂孔開，都必須準確，這涉及植物不同屬不同科的特徵。”

　　作為植物學家，曾孝濂的作品嚴謹到經得住業界考驗，連最小的細節都和實物一致：他畫的三七，連葉脈走向都有講究；他畫的杓蘭，連上下半段的絨毛數量都有不同。他的一幅畫能囊括幾十張照片包含的資訊量，除了根、枝、花、果外，連分類學家最看重的葉片正、反、側面的形態都有。

　　“曾老師的畫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立松是曾老的“鐵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學畫有照片不可取代之處，“舉例來説，我可以用微距攝影拍到地衣的細節資訊，但大景深卻會虛化背景，一張照片不可能同時兼顧植物與環境，但曾老的畫卻可以。”

　　曾孝濂説自己有強迫症，畫植物有固定步驟，一般是先看照片，對該植物有表像認識；之後去原産地寫生，觀察植物生長；拿到標本後，進行全面解剖，比如清點花蕊、切開子房，直到對該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筆。有一次他想畫大蒜，但因季節不對，觀察不到大蒜的開花過程。找蒜薹容易，找蒜花難，他足足花了兩年時間尋蒜，終於如願。

　　“像”與“生命”，是曾老創作的標準。像是起碼要求，難的是表現生命。“植物的生命狀態或柔軟或堅韌，這些都源於它們面對自然的從容。每一朵花怎麼開，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觀察，用心靈去體會，然後真正畫出來。”

　　曾孝濂希望傳遞給觀者一種態度——科學的嚴謹真實、生命的從容淡定。“這個畫種和我們當下的生態文明建設關係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現生命、喚起人們對自然的認同感和親切感。”

　　45年為《中國植物志》繪圖

　　1939年6月，曾孝濂生於雲南省昭通市威信縣。他自幼愛畫畫，1959年，高中畢業的曾孝濂以半工半讀形式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從事繪圖工作。時值《中國植物志》項目啟動，領導見曾孝濂能畫幾筆，就讓他去畫標本。曾孝濂沒有想到，小時候的愛好竟成了自己一輩子的事業，他與植物和繪畫的情緣，一續就是近60年。

　　中國有3萬多種植物，要把它們編成書、繪成圖，對於當時中國的312位植物學家和164位繪圖員來説，簡直是浩大工程。“植物志、動物志是一個國家的基本資料。中國要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沒有這些基本數據可不行。”曾孝濂深知編纂《中國植物志》的意義所在。

　　《中國植物志》的科學插圖，主要是以臘葉標本為依據的黑白線描圖，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繪畫方法，重在準確傳達物種資訊。“我們畫插圖都必須有標本，沒有標本就不能畫，插圖必須寫上是根據某一號標本所畫。”

　　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曾孝濂等繪圖員和植物學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時間為《中國植物志》畫插圖。最終，記載了中國共301科3408屬31142種植物的《中國植物志》編纂完成。全書共80卷126冊、5000多萬字、9000余幅圖版。在2009年，《中國植物志》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雖然，獲獎名單上沒有這群繪圖員的名字，但曾孝濂很滿足：“作為參與其中的一分子，我很榮幸。現在，164名繪圖員已經過世大半，但大家共同的勞動都化作《中國植物志》保存了下來。”

　　參與過屠呦呦團隊研究項目

　　除了參與《中國植物志》編纂外，上世紀60年代，曾孝濂還參加了國家“523”瘧疾防治藥物研究項目，這一項目是要在民間尋找可食用的抗瘧中草藥或方劑，用以研發抗瘧新藥。曾孝濂參與了其中的繪圖工作，他的主要任務是把項目組初步篩選出的有效抗瘧植物繪成一本畫冊，交給部隊和科研機構去做實驗。後來該項目篩選出了療效顯著的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治療效果得以確認。屠呦呦也憑此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獎。

　　野外科考的艱苦超乎人們想像，遇到螞蟻、螞蟥、馬蜂、蝨子、毒蛇更是常事。在一次科考中，曾孝濂深入一片灌木叢，採到了很多標本。就在滿懷喜悅返回駐地的路上，他感覺身上開始有血滲出。他以為是蚊子，沒在意。第二天早晨醒來，曾孝濂發現，身上足足有42個螞蟥咬的傷口，身上的血都和被單粘在一塊了。“這也是迄今為止，我被螞蟥叮咬最多的一次。”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獻給了包括《中國植物志》在內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繪製的科學畫插圖有兩千多幅。退休後，為了與時間賽跑，他每天5點鐘就起來畫畫，至今已出了12本個人繪畫集。

　　如今，快80歲的曾孝濂正在創作大型畫作《改變世界的中國植物》，這一作品將亮相在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上——長2.5米、寬1.17米，“畫中37種植物的原産地都在我國，之後輸入到國外，影響並造福整個世界，我的任務就是讓大家看到這幅畫後能感嘆一句，哦，原來這些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植物啊！”

　　文/新華社記者 岳冉冉

　　攝影/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