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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來眼中的震後十年

2018年05月16日 08:56:00來源:北京青年報

  原標題:作家阿來眼中的震後十年

  “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內心裏那出自一個作家本能的衝動。我給自己的指令是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去行動,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籲,去幫助,去感受。後來,到了不少災區,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頭那種寫作的衝動消失了。”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四川人,關於十年前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他一定會講幾個你從未聽説過的故事。這些地動山搖之後的故事裏,會有他自己,會有他認識的親友,會有一線之間的生與死,會有瓦礫與廢墟,也會有這十年來家園和精神的重建。

  作家們曾經努力籌建一所學校

  “我的三妹,夫婦倆承包了旅遊車,接送客人從成都往阿壩走,那天我妹妹在車上賣票,妹夫在成都,”作家阿來開始了講述,“地震之後,路全都斷了,我的妹夫徒步走了一個通宵走到他家的車旁邊。是不幸中的萬幸吧,映秀埋了那麼多大巴車,那一車的幾十個遊客全都活下來了,連車都沒傷。後續幾個月余震不斷,又砸下來很多石頭,後來他們回去看,那輛車還停在那裏好好的。”

  幾乎每一個四川人都會用一種方式抵達那次地震。

  阿來是開著三菱吉普進去的,他和作家麥家輪流開車。“救援的大部隊到來之前,大家都往災區跑,不是我一個人,是每一個普通人的一種本能,一致的行動。”他們和前去救援的車輛一樣,去超市採購,把車塞滿送到災區,把傷員拉到有醫療條件的地方。阿來回憶説,當時詩人翟永明也作為志願者進入災區,“她給我發短信説:‘你們別老拿水和速食麵,這邊還有很多婦女,你們買點衛生巾。’我們哪想過這個問題,又專程去買衛生巾。”

  “但是我們這樣個體的志願者能貢獻的力量,還是有限。”地震發生之後的幾天,阿來和麥家、楊紅櫻三位四川籍作家籌措了一點資金,希望能在重建過程中建一座鄉村中心校,命名為“我們的學校”。由阿來執筆寫了倡議書呼籲更多人參與進來,為這所學校,阿來忙活了好一陣。

  他帶著“我們的學校”的藍圖見了很多人:四川的一位建築設計師答應他為學校免費做設計;尚未畢業的土木工程博士答應他為學校做義務監工;在上海吃飯時,王安憶覺得不應該只捐錢,提出長線關懷的方案,表示等學校建成之後願意親自前去任教一學期,號召作家們做“永遠的志願者”;華東師範大學的領導也表示,等學校建成會定期從大學派支教老師、邀請當地教師來上海進行培訓……

  除了作家、出版社和社會力量的響應,一些企業出了很多善款。募到款項,阿來花了幾個月為這所學校奔走。年輕時,從師範畢業之後,阿來曾經有過5年的鄉村教師經驗,那是寫《塵埃落定》之前的事。可是,教書育人和建一所學校完全是兩碼事。

  另一邊,中央部署了災後重建工作,決定按照“一省幫一重災縣”的原則,建立對口援建機制。在整體的重建方案裏,“我們的學校”計劃所在的縣城有了一個地級市來支援援建,這個政府方案裏有了一所中心校。於是,作家們建學校的願望最後停在了藍圖階段,企業的資金撤走了,幾個作家把剩餘的款項捐給了映秀鎮的漩口中學,設立了獎學金。

  “我們想乾大事,後來發現自己插不上手,所以就罷手。儘管好幾個月的努力就此停下來,但是也還好。”阿來説,“對於寫作者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體驗,真正做了努力,比最開始只做了幾天‘不叫志願者’的志願者心裏踏實一些。”

  震後他選擇了沉默與行動,而不是書寫

  家園的重建開始了,緊鑼密鼓地,按部就班地;受災群眾的心理重建也緩緩地開始了,但這和土木工程的進度不是一個節奏。原本和睦的家庭,在地震之後變成了失獨家庭,在震中映秀,一個父親的女兒永遠沉睡在映秀小學。十年過去,儘管擁有塑膠跑道的新校舍落成很久了,他再也沒有從小學門口路過。面對痛失,傷口的癒合很慢,甚至無法癒合。阿來認識一個北川的文化幹部,在當地,會寫小説出版過書的人能算是人物了,“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兒,後來寫了一本書,地震之後的兩三年還是沒有走出來,自殺了。”

  這些地震的故事,如果你願意聽對方願意講,可以持續一個晚上,或者更久。特別是如果講述的人是有寫作經驗的,你會建議他,“應該寫一本小説啊,應該記錄下來啊。”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到圖書腰封上提煉出來的宣傳語:天地的崩塌,情感的痛失,人性與反思……

  阿來拒絕了,他選擇在行動上拒絕。選擇在書寫上沉默。

  那位北川文化幹部的作品,在他逝世前出版了,之後的幾年,書的反響和歲月流轉一樣平靜。就在前幾天,地震十週年紀念日在即,有出版社重印了這本書,一場新書發佈會在成都舉行,活動自然帶上了“地震十年”的紀念色彩。主辦方一齊推了三位作家的三本書,為兩位在世的作家和一位不在世的當事人一起搞了活動。有人邀請阿來作為嘉賓參加,因為人不在四川,阿來躲過了。“我想,人都已經走了,就不要參加這樣的活動了吧。”他覺得這種活動多少有點形式主義,“也不能説他們的動機不好,書是好書,可為什麼偏要在這個時候才重新出版?而且還有兩個新作家的新書要來搭車?聽起來背後的動機太複雜了。我們也不是不能容忍動機複雜,只是在這樣一件(在災難中隕落生命)事情上,有點過了。”

  他曾以四川省作協主席的身份反對地震題材的集中書寫。地震之後的十年裏,很多四川作家都想要以地震為題材創作小説,一次在作協的會議上,幾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有創作意向,而阿來反對這件事。是寫不出來嗎?絕對不是,一個具有書寫能力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況不可能沒有觸動。“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內心裏那出自一個作家本能的衝動。我給自己的指令是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去行動,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籲,去幫助,去感受。後來,到了不少災區,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頭那種寫作的衝動消失了。那時候,我以為選擇沉默與行動,可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我當時説,我不相信你們關於地震能寫出什麼小説來,因為這裡面牽涉我們對於生命最本質的理解。”他覺得有人要寫故事是正常的,但如果所有人都準備寫那就不太正常了,“難免有人會有寫作上的投機心理,甚至認為寫這樣的題材會受到一點照顧?!可是,汶川死了多少人,每個倖存的人心理上都帶著巨大的難以癒合的傷口,我們對生命需要有一些憐憫和尊重。如果你連這種善良都沒有的話,怎麼把這個東西寫好?”他想起自己和朋友們多少還當過兩天志願者,折騰過一些事情,可也沒人提出要寫個故事,“因為那麼多人的死傷擺在那裏,你就是不忍心!除非你能夠讓死亡都閃現出來一點另外的光芒,不光是悲苦的,不然還是別寫了吧。”

  他僅為非常少量的地震題材作品作了序,其中的一本是接近口述歷史的《倖存者説》,是地震重災區廣元市的作家通過採訪整理出的一本集子,他覺得這是他期待的書寫災難及其親歷者的作品,“作者謙遜地隱入了幕後,而那些經歷災難,劫後重生的人們走到了臺前。”

  “就像任何一個文明成果都屬於全體的人,災難的創痛與洗禮也屬於我們大家。災難不止是教會我們在付出慘烈代價後怎麼防範災難,而是要教會我們倍加珍重尋常的生活,在死亡未曾降臨時就能充分尊重生命與生命的意義,學會時時呵護那些人類內心溫暖的願望與情感。”阿來寫道,“災難過去了,毀滅了那麼多它能夠毀滅的東西:那麼多生命,以及巨大的物質財富,但不能毀滅的是人類的精神與情感。”

  他書寫了一個藏族鄉村的另一種搖晃

  十年前的大地震帶走了很多,也帶來了很多。這場大地的震動和其後帶來的傷痛,讓很多曾經隱于西南山區的小城、鄉村擁有了帶著傷痛的知名度與悲情的關注。對於映秀、北川、汶川來説,這一定是計劃外的命運。

  而那些沉默的村莊的命運又如何呢?那些在固定比例尺地圖上看不到的鄉村,沒有經歷地動山搖悲痛的村莊,他們又如何在喧鬧的時代中默默找到自己的位置?

  阿來拒絕了災難劇烈搖晃的村莊,他選擇書寫一個藏族鄉村的另一種搖晃。2009年,阿來一部巨大的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描寫了上世紀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發生在一個叫做“機村”的藏族村莊裏的六個故事,當時這套大書名叫《空山》。不久前,這部作品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再版,原來的故事被拆分成六冊,換了更加空靈悠遠的裝幀,換了一個更宏大的名字——《機村史詩》,包含《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六個故事。

  機村,是作家筆下虛構出來的名字,並不是阿來的出生地馬爾康鎮,但整部書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阿來的童年見聞和之後多年的經歷。不過,這絕非是一部憶舊之作,它同樣是壓抑了七八次創作衝動才下筆的作品。“我當時想,寫‘我們村兒的故事’,中國有的是,為什麼有的村兒的故事前兩年讀還可以,再過幾年就不好看了?”動筆前,他看到一句話,“真正的好作品,是能夠超越個別的痛苦,把個別的苦難、個體的為希望付出的掙扎,和別的民族別的個人的類似經驗連接起來。”阿來想讓這個作品既是這個藏族鄉村的故事,又能承載中國所有偏遠鄉村的共同命運。

  “我的寫作不是為了渲染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這個高原上的民族如何超然世外,而是為了祛除魅惑,告訴這個世界,這個族群的人們也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們最最需要的,就是作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在阿來看來,面對現代化的變革,面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後的社會改革,這個藏族村莊所經歷的事情和其他的村莊沒有區別。

  阿來並沒有因為這是“我們村兒”的故事而偏袒這個村莊,“中國城市現在對農村有一種建構起來的想像,中國寫故鄉的文字沒有人説故鄉不美,都是夜不閉戶,民風淳樸,青山綠水。要是把中國關於故鄉的文字拼貼成一幅文學地圖,那這裡就是天堂,幾乎沒有人和七大姑八大姨發生矛盾,沒有人家的菜地被偷。我們不能説這种家國情懷不對,但我不太相信這種完美。”

  他從一樁死亡案開始寫起,寫了猜疑;他寫森林的砍伐,寫盲目追求經濟發展對生態的破壞;他寫恩仇、寫鬥爭、寫人們信念的變化。他沒有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靜態的回憶史,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村莊的變化上。他想寫社會改革和商業浪潮一浪一浪打來之後,村莊和村莊裏的人的變化。譬如博物館、酒吧和旅遊業這些現代化事物的滲透為村莊帶來了什麼?

  有時候,是觀念的衝撞。在《機村史詩》第六部《空山》裏,他寫了這個常年飲青稞酒的村莊因為旅遊業的開發要求,開了一家酒吧。“人們至今也不明白,只要有酒坐在家裏的火塘邊喝個一醉方休就可以了,為什麼需要一個專門的地方飲酒作樂?”阿來寫道。

  有時候,是生活習慣跟不上現代發展的“要求”。故事裏,景區的酒吧為旅遊業開設,管理局的人希望當地人進入前起碼要衣裝整潔,不要賒賬。為此當地人和酒吧管理者起了衝突。

  也有時候,是地方上人們的觀念更新緩慢限制了鄉村的發展。阿來曾到瀘沽湖考察,已經是旅遊産業相當發達的地方了,老闆卻告訴阿來,自己的這家酒店沒有掙到錢。“他把所有的錢都投入在酒店的翻新上了。”老闆最先認為城裏人的好酒店就是鄉鎮招待所的樣子,很快發現落伍了;把酒店翻修成了國內三星賓館的樣子,又是很快發現落伍了;再後來老闆到了北京上海,住遍了五星級酒店,又翻修了一遍。他拍著胸脯和阿來説,這次是真的國際化了,“外面的人不就是每天都要洗澡嗎,你看我的衛生間花了幾萬塊。”阿來走進去,發現豪華的室內只有床,卻沒有書桌。

  這當然不是哪一邊絕對先進正確,哪一邊絕對落後錯誤的事情。阿來沒有做道德判斷,因為評價孰對孰錯是武斷而不負責,如果真的有一套適用於所有地方發展的統一答案,那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會是相同的樣子了。他就把這些矛盾擺在書裏,擺在我們面前。

  有人認為西藏就應該活在過去,這太霸道

  “我無意用這部小説提供一幅文化風情畫,這部小説也不是舊鄉村的一曲輓歌。”阿來在後記中寫道。他覺得,對於有些讀者和批評家而言,“但凡關涉少數民族生活的書寫,至多提供了一個文化多樣性的樣本,只有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意義。”阿來認為,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些非漢族的人民的生活現實也是中國的普遍現實,他們的未來與發展也是中國的未來與發展的一部分,才是現代意義上真正的“天下觀”。

  此前,阿來和一位媒體記者有過一些爭論。那位記者從美國頂級大學人類學專業畢業,阿來則直接否定了人類學,“很多人類學家希望找到一個穩定不變的聚落,比如研究亞馬遜熱帶雨林裏一個與世隔絕的村落裏人的成長,有的人類學家跟蹤研究二十多年,這樣的精神當然值得肯定,可關鍵是他們希望這個村子永遠是這樣,不發展不改變,不就是把當地的人放到一個活的博物館裏嗎?”

  “一些人憑空想像,把西藏描繪成一個天堂。他們認為西藏就應該活在過去,千百年不變,維持簡單的、清苦的生活,不能開發,不能興建城市,不能發展工業、商業,不能搞旅遊業、服務業,任何變化都是對西藏的破壞,破壞了他們心中的天堂。我覺得這種觀念太霸道。”多年前阿來接受採訪的時候就這樣説,“藏區百姓有電視、汽車、冰箱、洗衣機可以用的時候,難道應該讓藏族百姓永遠刀耕火種,住帳篷、騎馬、打獵、放牧,讓外面的遊覽者觀看,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和期待,保持所謂的‘聖潔’?藏族人憑什麼天生應該騎在馬上,靠放馬養牛羊住帳篷給你們遊客看?”

  在阿來眼中,藏區鄉村發展的關鍵有兩點:第一是村民能否真的從發展中分享利益,改善民生。第二是改革發展的思路如何貫徹和實踐。“應該採用聰明的方法來進行教育,村民需要慢慢地理解為什麼要變化,政府或相關人士可以和村民一起面對外界的變化,研究出一套適合當地的發展思路。”阿來講了一個在西藏流傳的笑話:城市裏突然有了紅綠燈,但是藏民不認識紅綠燈,依舊按照自己的方式過路口。執勤的警察就説,你眼睛瞎了嗎?闖紅燈的藏民不懂,我怎麼眼睛瞎了?警察説,這裡有燈你沒看見嗎?這個藏民就説,你們眼睛才瞎了,白天你點什麼燈。阿來説:“你得讓他接受新生事物,你建了高樓大廈,建了紅綠燈,有沒有給他們開過培訓課,教他們怎麼過紅綠燈?”

  他很欣賞晏陽初、梁漱溟等知識分子進行的鄉村建設實驗,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他讀了很多次,不僅僅是為了寫作而讀,“當時的村莊面臨的時代困境,也是手工桑蠶作坊面對機械化大生産沒有競爭力,費孝通不僅做了研究,還和學生一起幫助他們改進技術,親身實踐。”

  城市反哺鄉村的時代開始到來

  《機村史詩》的故事截止在上世紀90年代,那時候城市仍在先富起來的路上努力,“三農問題”是前沿問題;阿來起筆寫下《空山》的2004年,城市化背景之下農村勞力的遷徙已經引發社會關注,部分人也漸漸意識到,鄉村為中國城市發展所作出的犧牲;而當《空山》系列更名為《機村史詩》、籌備出版的2017年,阿來在撰寫新後記之前的兩個小時,走在一個正式宣佈脫貧的村子裏,身上帶著養雞合作社的飼養場的味道,帶著公司加農戶的蔬菜大棚裏聖女果的味道。

  “鄉村為城市發展犧牲自己的時代正在過去,城市反哺鄉村的時代開始到來。”阿來説,這十幾年,他看到國家拿出錢來關注農村問題,包括基礎設施的興建、農村房屋的改造, “農民開始有了初步的養老醫療保險,雖然不能和城市人有同樣的水準,但到底是個開始。”他也看到村民的自我救贖,“過去不管不顧地伐木掙錢,漸漸大家也意識到,我們發瘋似的把樹砍光,將來的子孫怎麼辦,隨後大家開始重新保護森林。”

  阿來欣慰地感到,《機村史詩》的終點,可以説是一些新故事的起點。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城鄉之間仍有巨大差距,“往北京上海的市中心一站,紐約巴黎就是這個樣子,但出城二十里,差距馬上就顯現出來。”

  如果到發達國家訪問交流,阿來都會要求去鄉下看一看,“在美國的弗吉尼亞州、印第安納州的鄉村咖啡館坐一會兒,除了這裡的人開的是皮卡以外,不會覺得這些人是農民。”在日本長野,他看到有大巴改造的流動圖書館每週固定到村子裏,為農民運送上一週他們預訂的書。“中國鄉村在基礎設施、産業水準和精神面貌上都要有所發展。”

  這也是阿來帶著發展的眼光,帶著新的問題意識來寫《機村史詩》的意義。“後來我才發現,《塵埃落定》寫的是上世紀前50年的舊制度的消亡,毀滅好寫、消逝好寫,但是上世紀後50年的發展,新的東西的成長,新的人新的制度是不容易寫的。”

  他不希望人們關注他的目光還停留在已經落定的塵埃裏,但偶爾也會事與願違。當紅節目《朗讀者》第二季又找到阿來,請他讀書,他想從《機村史詩》裏挑一段讀,或者哪怕讀一點別人的作品也好。遺憾的是,節目組又讓他讀了《塵埃落定》的節選。“一個作家如果指著一個作品活一輩子,這不會有點悲哀嗎?”阿來感嘆説。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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