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賦漁講述春秋風度：霸主的時代 君子的時代

　　春秋是霸主的時代，也是君子的時代

　　——聽申賦漁講述春秋風度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蔣肖斌　

　　齊桓公，“春秋五霸”的首霸，多麼厲害的人物，他在北邊擊退狄人，幫助燕國奪回土地。燕國國君很感激，送別桓公的時候一送50里，竟然送到了齊國的境內。齊桓公突然發現，這不對，停，按照周朝禮儀，只有送天子才能送出自己的國境，諸侯和諸侯之間是不允許的。那怎麼辦，齊桓公説自己不能擔當此禮，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就把這多出來的地割讓給了燕國……

　　這是申賦漁在《君子的春秋》裏講述的一個故事。春秋，歷代史家的眼中是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的春秋，但在申賦漁的眼中，卻是一個“君子的時代”，連“首霸”齊桓公都如此大仁大義。

　　鄭莊公、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申公巫臣、延陵季子、伍子胥、孔子，申賦漁在他的書中一共寫了10個春秋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中有霸主、勇士，也有哲人和文士。“他們不只人生互相銜接，在時間上貫穿起整個春秋，還是歷史節點上的關鍵人物，同時，他們身上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申賦漁為每個人都做了一段簡短的評語。鄭莊公：他不為已甚，從容自如，用一種高明的手腕，挑戰了原本天經地義的道德與秩序；齊桓公：仁義是一種力量，遠國民眾仰望他如父母，近國民眾跟從他如流水；宋襄公：他迂闊而悲涼地堅守著崩潰中的禮義，至死而不悔；晉文公：流亡19年，嘗盡人間冷暖，然後又用9年，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也概括了什麼叫春秋風度。

　　春秋，僅《左傳》上記載的盟會就有100多次，戰爭有300多場，大小諸侯國見諸經傳的170多個，其中有36名君主被殺，52個諸侯國被滅……總之聽上去霸道、血腥、複雜、混亂。但申賦漁從霸主角度來分析春秋時代：正因為戰亂頻仍，所以春秋需要“方伯”——也就是“霸主”來主持公道，保持一種相對的穩定與和平。“如何保持？首先要有實力，另外還要講禮，無禮不能稱霸。《春秋》中經常出現‘禮也’‘非禮也’‘君子曰’等言辭，來評論一個人或一件事。春秋是霸主的時代，也是君子的時代。四方諸侯在追逐霸業的同時，也講究禮節和道義。”

　　春秋時期，迎賓送別，婚喪嫁娶，祭祀盟會，節慶儀典，都離不開禮樂，連排兵作戰都要依禮而循。行禮、奏樂、吟詩是春秋時祖先的日常生活。

　　西元前544年，吳國的季札(又稱延陵季子，春秋時吳王壽夢第四子)出使中原，到的第一個大國是魯國。魯國是周公姬旦的封國，周天子為了尊崇周公，特意將全套的禮樂贈給魯國。季札一到這個著名的“禮樂之邦”，就請求觀周樂。

　　樂工奏樂，歌者唱詩，舞者起舞，季札“聞弦歌而知雅意”，聽完一首，點評一首，對每首樂曲的背景和內涵都如數家珍，甚至還聽出了象徵意味。最後一曲《韶箾》，就是孔子聽了之後三個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季札聽後感慨：“德行至此，已經盡善盡美，如果還有其他的樂曲，我是再不敢請求演奏了。”

　　樂與禮密不可分，懂樂即知禮。季札如此深厚的學養，一下子傳遍了諸侯。孔武有力的吳國，以季札證明了自己還是一個文明之邦。

　　申賦漁説：“那時的中原大地，是真正的禮儀之邦，而禮樂，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説：‘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只有形式，並不是真正的優雅。所有這些形式，都要服從於內在的‘仁’，沒有仁德，算不上君子。”

　　所謂君子，必須有著人性的優雅。為了這優雅，他們甚至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比如，宋襄公，在很多人眼裏是個愚蠢的人。泓水之戰，楚軍過河過了一半，宋襄公不讓打，楚國排兵布陣沒排好，也不讓打，那樣太不君子，最後自己大腿中了一箭，傷重而亡，成了歷史上一場著名的笑話。對此，申賦漁卻幫我們分析：“從時間上來看，齊桓公去世以後稱霸的是宋襄公，但其實宋襄公稱霸沒稱起來，國家實力不行，自己也去世了。為什麼司馬遷還要稱他為‘五霸’之一呢，因為他堅守了禮，是一個君子。”

　　申賦漁説：“春秋之時，周天子的權威不再，可是他所象徵的禮樂尚存。禮樂也成為中華文化綿延千年的力量。春秋結束了，禮樂的餘音漸漸遠去，然而君子之風卻從遠古一直吹拂到今天。每個時代都有人不時地穿越時光，回溯到春秋，去那裏汲取智慧、優雅和力量。”

　　申賦漁用通俗的現代漢語講述春秋歷史，他堅持兩個原則：第一，書中所有的內容都有出處，“在我不大的寓所裏，堆滿了書，因為經常要查證”；第二，力求用現代漢語來表達美感，讓小學高年級以上的孩子就能看懂故事，中學生能夠理解精神，而大學生和更大年紀的人能從中看到更多。

　　申賦漁《君子的春秋》最後一個人物是孔子。孔子一生流離，四處碰壁。有一次，師徒一行走到空曠無人處，已經斷糧數日，好幾個弟子餓得爬不起來了。孔子依然講學、誦詩，弦歌不衰。子路不高興了，問老師：“君子也有窮得毫無辦法的時候嗎？”孔子回答：“君子在窮困的時候能保持自己的人格，而小人在窮困的時候就要胡作非為了。”

　　孔門之學如和風一般從春秋一直吹進戰國，中華大地上，一個哲學家的黃金時代因之來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隨著孔子的去世，一部浩蕩的春秋史也就走到了尾聲。

　　春秋到底結束于何時，有很多種説法：一種是西元前841年，這一年，“西狩獲麟”，孔子嘆息“吾道窮矣”，就此結束了《春秋》的寫作；另一種是司馬遷的説法，把周元王元年(西元前476年)作為春秋的結束；第三種是司馬光的説法，他在編寫《資治通鑒》時，以西元前403年作為戰國開始之年，這一年，周威烈王正式策命韓、趙、魏三家，與燕、秦、齊並列為諸侯。

　　申賦漁比較認同的是韓、趙、魏滅智氏的這一年，即西元前453年。為此，申賦漁用彼時的一個故事來結束他關於春秋風度的講述——

　　晉國的智伯有一個臣子，名叫豫讓，聽聞智伯被趙家殺死後，説：“士為知己者死，我一定要為他報仇。”然而，他兩次行刺趙襄子均告失敗，趙襄子認為他是個賢人，兩次都放過了他。第三次抓住豫讓時，趙襄子問他為什麼一定要報仇，豫讓回答：“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趙襄子無奈，只好殺了他。

　　正是許多大大小小的優雅君子，用自己的精神風度豐潤了整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