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鳳琦：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二、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的歷史地位 

　　特定的歷史造就了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的形成，特殊的時代又孕育了具有特殊內涵的抗戰文化，並由此使中華文化的血脈得以延續和繼承，從而彰顯出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的歷史作用首先表現為宣傳抗戰、振奮民族精神。“七七事變”以後，隨著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廣州和武漢相繼失守，日本侵略者長驅直入，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在大敵當前、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舉國上下團結一致。聚集在重慶的眾多文化團體和文化人，在“一切為了抗戰”的號召下，紛紛投入反對日本侵略、揭露漢奸賣國、鼓舞抗戰士氣、宣傳抗日救亡的抗戰文化運動之中。《新華日報》在其發刊詞中提出，“願在爭取民族生存獨立的戰爭中做一個鼓勵前進的號角”②《〈新華日報〉發刊詞》，見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頁。，開宗明義地向世人宣示其為民族獨立自由而吶喊的辦報宗旨。它同時指出：為了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該報將成為一切可歌可泣的偉大史跡之忠實的報道者和記載者；成為揭露日寇蹂躪踐踏同胞之痛苦的呼籲者和描述者；成為發動後方民眾支援抗戰參加抗戰之鼓動者和倡導者。一言以蔽之，“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②。因而，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共中央的黨報黨刊《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的時評、社論等重要文章，在輿論宣傳上都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與此同時，重慶文化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投入這一救亡圖存的抗日宣傳的鬥爭中。著名作家老舍率先喊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號召文化人到田間去，到抗敵前線去，到遊擊隊中去，提出要使抗戰文學成為“戰鬥精神之發動機”老舍：《文章下鄉，文章入伍》，載《中蘇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轉引自薛新力主編：《重慶文化史》，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頁。。面對侵華日軍的種種暴行和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1938年4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併發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簡稱《宣言》），號召全國文學家和文藝家用筆參加到神聖的抗日戰爭中去。《宣言》指出：“對國內，我們必須喊出民族的危機，宣佈暴日的罪狀，造成全民族嚴肅的抗戰情緒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爭取最後勝利。對世界，我們必須揭露日本的野心與暴行，引起全人類的正義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見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頁。為此，1939年，文協專門組織了以王禮錫為團長的“作家戰地訪問團”。該團行程數千里，歷時近半年，將抗敵前線的所見所聞以日記、報告文學、詩歌等形式發表于文協刊物《抗戰文藝》，産生了很大影響。 

　　在宣傳抗戰文化方面，郭沫若領銜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和後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抗戰時期，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終把團結各方面的文化進步人士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第三廳和文工會成為重慶乃至中國抗戰文化的生力軍和戰鬥堡壘。第三廳從1938年12月移駐重慶，到1940年10月被改組為文化工作委員會，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它利用其特殊地位，在抗戰宣傳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編寫各種宣傳品，出版通俗易懂、生動形象的宣傳書刊《抗戰小叢書》《抗戰文藝》《抗戰壁報》《敵情研究》等，舉辦各種演講會、座談會，持續不斷地開展大規模的文藝演出活動，等等。這一系列活動，對於揭露日軍的殘暴行徑，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增強戰鬥意志，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薈萃文化精英，傳承中華文明。由於戰時首都的地位優勢，重慶成為大後方聚集各種文化機構、各類文化人才最集中的地區之一，成為戰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以至於在重慶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據統計，抗戰期間，遷入重慶地區的高校共計31所，幾乎佔全國的一半；移居重慶的包括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在內的全國性機構和文化學術團體數百家；在重慶的報社、通訊社達200家以上，約佔全國的一半；經審查註冊的出版、發行機構達400多家；等等。與此同時，重慶也成為中國文化人云集之地。在中國近現代教育、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享有盛名並引領學術的數百名各類文化人才精英都到過重慶，或在重慶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這些機構和文化精英移居重慶，為重慶這座內陸城市帶來了空前的活力。當時，重慶的文化活動之頻繁、文化樣式之豐富、大眾參與的熱情之高漲，前所未有，真正形成了一條堅不可摧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 

　　這一時期，在重慶的文化學術界人士除從事各種抗日宣傳教育活動外，他們仍然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潛心研究學問，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無論是文學藝術還是戲劇表演，都達到了高水準，形成了一大批傳世傑作。哲學領域有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杜國庠的《先秦諸子思想概要》、侯外廬等的《中國思想通史》；史學研究有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讚的《中國史論集》、錢穆的《國史大綱》等；社會學研究方面，費孝通、孫本文、馬宗榮等國內知名學者來到重慶，並推出了一大批社會學專著、論文、譯著，內容廣泛，涉及社會學理論、社會問題研究、社會事業研究、社會行政研究、社會學名詞術語的規範，等等。這一時期在戲劇、詩歌、小説方面的力作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研究成果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今天仍然煥發著巨大的學術文化生命，甚至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範。如侯外廬的哲學思想、費孝通的社會學理論、翦伯讚和郭沫若的史學理論，等等。尤其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通過考察明王朝一朝崩潰的歷史成因和李自成農民起義從成功到失敗的歷史教訓，所揭示的執政者如果在政治上腐敗，且勝利後即驕傲，而驕傲即失敗的歷史規律，已成為中國共産黨幾十年來執政史上引以為戒的歷史經驗。因此可以認為，抗戰時期重慶文化的空前繁榮，不僅使重慶文化達到鼎盛，同時也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書寫了壯麗的篇章。 

　　再次，宣傳團結進步，促進民主運動。1939年後，國民黨政府推行反共政策，進步文化生活和進步人士開始受到壓制。“皖南事變”的發生，使重慶的政治形勢逆轉，國民黨對進步文化和文化界的壓制愈演愈烈。為了反對獨裁、爭取民主，重慶文化界人士充分運用文藝武器，進行了一系列巧妙而針鋒相對的鬥爭。 

　　由於戲劇尤其是話劇具有受眾面廣、易於交流的特徵，所以話劇成為衝破國民黨文化禁令的重要文藝表現形式。從1941年到1945年，重慶先後舉辦了四次大規模的“霧季公演”。其間，參加演出的劇種有話劇、川劇、越劇、評劇及民間曲藝等。全國著名劇團如中國青年劇社、孩子劇團、中華劇藝社、怒吼劇社等數十個劇團參加了演出，觀眾達數十萬人，其中演出的大型話劇就達110多臺。在話劇公演的過程中，一大批精品力作問世，諸如陳白塵的《大地回春》、陽翰笙的《天國春秋》、郭沫若的《屈原》，等等。尤其是《屈原》，在國泰大劇院的公演引起了全城轟動。這些作品借古喻今，針砭時弊，鞭笞當局的專制強權，宣傳團結進步民主，反對分裂倒退投降，在人民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極大地推動了大後方的抗日民主運動。 

　　最後，衝破日軍封鎖，促進文化交流。由於重慶是中國戰時首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區指揮中心，這種特殊地位，使抗戰時期（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重慶對外文化交流空前繁榮。於此，首先表現為重慶的國際文化交流機構林立。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中蘇文化協會、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中法比瑞文化協會、中印協會等。這些機構中又以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于1942年在重慶浮圖關建立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最為著稱。 

　　1942年9月，當時已飲譽世界生化學界的李約瑟博士受英國政府的派遣，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多茲博士（漢名陶育禮）一起，組成“英國文化與科學赴中國使團”，來華進行科學文化交流。為此，李約瑟得到英國駐華大使霍勒斯·西岸爵士允許，于1943年3月在重慶浮圖關建立起中英科學合作館。該館分設純粹科學、工業科學、戰時工業及醫學四組，李約瑟自任館長兼純粹科學組主任，其餘三組主任均由李約瑟所聘之英國學者擔任。到1945年，該館共有6名英國科學家和10名中國科學家。《中央研究院三十二年度工作成績考察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393全宗。中英科學合作館在重慶的四年間，成為戰時中英科學文化界密切聯繫的主要橋梁之一，也是在當時中國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中國科學界了解世界、世界學人認識中國的主要窗口。 

　　學術交流此時也呈現出繁榮景象。一方面，重慶文化界和國民政府有關部門與英美等國頻繁交換圖書資料。1938年冬，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向英、美徵集大學用書。1942年，從英國募集圖書60余箱，經教育部分發各專科以上學校。美國國務院科學教育藝術局曾將60余種有關科學技術的最新刊物按月製成微縮影片，連同放映機運到重慶。《國際文化合作》，見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9輯，臺北1971年版，第156—164頁。而重慶則將國立編譯館編譯出的中國文化史、哲學史、藝術史、建築史、音樂史、繪畫史、戲劇史、工業史等相關資料向國外介紹。1944年，中央大學范存忠教授主編了英文版的中國文化叢刊10余種。中央圖書館也分別向智利大學、秘魯圖書館、仰光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土耳其安卡拉大學、匈牙利非郎荷甫東亞藝術博物院、英國康橋大學等一些世界著名大學和學術機構贈送了各種資料。④《國際文化合作》，見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9輯，臺北1971年版，第156—164頁。另一方面，教授互訪，學術交流活動亦較為頻繁。1940年，英國牛津、康橋大學各組中英文化合作委員會，率先向我國建議互派教授，並決定兩年內交換6人。1942年春，英國首派教授麥卡倫來華。同年4月，派遣英國技術教育權威薩金赴渝。《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第二屆第二次年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393全宗，第132卷。1943年3月，李約瑟和陶育禮抵達重慶後，被中央研究院分別聘為動植物研究所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1944年，為解決“戰時科學作戰及戰後科學建設”等問題，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和資源委員會邀請英國皇家科學院秘書、國會議員希爾教授來華，隨行的是印度科學及工業研究所主任巴特納加。而美國從1942年至1945年間，“先後派遣來華之教育家或技術家，不下二三十人”。此外，中國還聘請了其他國家的教授來華講學、訪問，如印度的拉曼爵士、甘歌利等。④這一時期，在沙坪壩、北碚等地所舉辦的各種中外文化演講會、報告會等活動十分活躍。同時，1943年至1945年間，應美國國務院聘請，由中國政府選派的教授前後共17人，應英國文化協會聘請選派的教授共5人，聘派印度講學者有5人。加上被派赴美國考察教育、農業、交通、經濟等事宜的政府工作人員及各大學教授，共計200人。《1943年教授出國名單》，重慶市檔案館藏，中央銀行渝分行全宗，第1158卷。 

　　由此可見，抗戰時期的重慶，儘管面臨戰亂頻繁，交通不便，出行艱難，各文化機構經費短缺，加之日軍對中國大後方所實行的海陸空立體交通封鎖政策等不利因素，但是，重慶文化界仍然創造了空前繁榮的對外文化交流的奇跡。這不僅為地處內陸的重慶了解和認識世界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促進了重慶抗戰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國近現代文化交流史上也具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歷史意義。 

　　綜上所述，重慶抗戰文化繁榮、發展的種種事實從一個側面證明，文化是人的存在形式，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殘酷的戰爭可以摧毀人們的家園，但它絕不可能毀滅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凝聚人心、鼓舞鬥志、征服侵略者以及傳承文明等方面所顯示出的力量和作用，是武器和軍隊等“硬實力”所不可比擬的。這是重慶抗戰文化中心的歷史貢獻，也是對來者的現實啟示。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我們的確可以説，中華民族的復興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華文化的復興。（作者任職于重慶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