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卜五：漢代春秋大一統精神的現代意義探析

　　“仁義”是修己治人的要道，董仲舒在闡説《春秋》時，標舉為治人我的方法，用以區別內外的份際，董氏對“以仁安人，以義正我”闡發甚為精要，且認為要“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方能倡“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 

　　隱公二年《春秋經傳公羊解詁》雲：“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卷二，頁4），又隱公十年《春秋經傳公羊解詁》雲： 

　　于內大惡諱，于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詳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羲，當先為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卷三，頁15） 

　　襄公九年春《春秋》曰：“宋災”。《公羊傳》曰：“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何休《春秋經傳公羊解詁》雲： 

　　（傳：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卷十九，頁14） 

　　何休認為當明王興起時，首先要自詳正，都是以自正為本；因此在所傳聞世時，假托王化的開始在於魯國，具有反身存誠、強恕求仁的意義。所以“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因為內有小惡，可以適時來治理；諸夏的小惡，是要先自身躬正，然後才能正人，這正是詳內略外的書法方式。何氏的觀點與董子的説法大體相同。 

　　四、內諸夏外夷狄 

　　在所聞世的時代裏，魯國的王化已見治昇平，進而影響諸夏。務使華夏諸國，都能崇禮尚義，平等交睦，而所要講求的就是嚴夷夏之防而已。 

　　在宣公十一年《春秋經傳公羊解詁》雲：“（經：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所聞世，治近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卷十六，頁3）又襄公二十三年《春秋經傳公羊解詁》雲： 

　　（經：邾婁鼻我來奔。）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卷二十，頁14） 

　　這裡所説的“殊夷狄”，即是以夷狄為外；邾婁是小國，《春秋》言：“邾婁鼻我來奔”，其大夫來奔而經書記載其事，乃是將邾婁視為內的原故，因此何休《春秋經傳公羊解詁》認為：“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 

　　五、大小內外，遠近若一 

　　當到了所見世的時代，夷狄也已經被華夏文化所同化，能以仁義為尚，施行禮樂教化，終至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即是《詩?小雅?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至時天下便不再有內外的分別。如昭公十六年《春秋經傳公羊解詁》雲： 

　　（經：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貢至，夷狄進至於爵。（卷二十三，頁8） 

　　及定公六年何休《春秋經傳公羊解詁》雲： 

　　（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二十六卷，頁1） 

　　最終期望以能“夷狄進至於爵”，呈現王者治明太平之世，一統于天下；使王道普化由近而遠，終歸於成功。 

　　然而何休所述的“三世”義，與春秋史實的發展實不相吻合，徐彥疏曰：“當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于昭、定、哀也。猶如文、宣、成、襄之世，實非昇平，但《春秋》之義而見治之昇平然”。（卷一，頁24） 

　　綜而觀之，何休的説法雖與史實不合，全在於何氏視《春秋》為撥亂反正的途徑。認為孔子見周衰道微，於是便著《春秋》，以寓托理想的王朝、完善的制度，因此在經文的書法中，表現其撥亂反正的制度與步驟。雖在史實的發展上，從隱公至哀公的242年間，時代愈後史實則愈亂，然在《春秋》義法所訂的理想制度裏，則是愈後愈見治。將由撥亂世而昇平世進而太平世，時代不同，《春秋》建立新王的制度，則愈後而愈謹嚴愈恢弘，這是何休的公羊家進化觀念。 

　　六、結語 

　　（一）闡明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中華大一統”精神，是現今讀書人宏揚民族文化的首要目標 

　　《春秋》書“春王正月”，“王”是指周文王一統于天下，天下諸侯皆尊奉周朝所頒布的“正朔月令”、“禮樂制度”及“典章規範”，只要外邦異族能認同這套“典章制度”者，雖為外邦夷狄也可進之於華夏，這種“華夏”的天下主義觀念，便是中華民族“天下為公”寬柔包容的“華夏”胸襟，及其博大精深的禮樂教化制度所導致。“華夏”並不拘泥於以一族為尊，是融合所有認同這套“禮樂制度”及“典章規範”，且用以行之於“生活習俗”當中的各個種族，皆同屬“華夏民族”。宋儒胡安國的《春秋傳》對隱西元年三月“魯隱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蔑”的看法為：“《春秋》大義天下為公，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胡安國明白的指出“《春秋》大義天下為公”，《春秋》以“明是非、別善惡”為主，分辨是非之極，判斷善惡之源，必歸結于“至公”。 

　　因此《春秋》“大一統”的經世要道，在於“天下為公”。在上位者能“至公為天下”，才能“選賢與能”，為國家社會栽培“有德有能”的人才，有“人才”方能推行“正德”的涵養：使人民各個“講信修睦”安居樂業；施行“利用”百工的能量：使人民“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以達成“厚生”富強的社會：使人民各個成為“富而好禮”、“睿智高尚”的優雅國民。 

　　在中華歷史文化的身軀上，早已牢係著中華民族“天下為公”的血脈，在面對未來的全球社會，文化習俗血脈相聯的中華民族子民，更應該展現“大一統”、“公天下”、行“王道”的“為國為民”精神，努力栽培“有德有能”的“人才”，為中華民族締造新世紀的“新民風”，再現中華民族的優良人文傳統，使世人更能了解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中華大一統”精神，其凝聚融合的漩匯力量，是無法被分離的。 

　　（二）現今讀書人所面對時代環境的瓶頸，全在於西洋“民主”浪潮的襲擊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士子完全喪失了自信心。讀書人漠視先民文化智慧的精髓“民本思想”，傳統“民本”的建制，唯有“總統的産生”與“司法的超然性”二項，較之“民主”制度略遜一籌外，其他方面則優於“民主”制度。然而“總統的産生”可運用漢代的選舉“賢良”方式與“禪讓”相結合，即如現今大陸領導人的産生方式，頗具“舉賢禪讓”之風範重現。至於“司法之超然性”亦可經由“選舉賢良”方式來産生司法人員。 

　　（三）西洋“人權”主義的迷失思維衝擊 

　　讀書人當宏揚中華文化的“人倫”精神以破除狹隘的“人權”主義，“人倫”是“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中華文化所關注的是“社會群體權益”的“人倫”，個人“人權”即是“人倫”中的一部分，中國的“人權”具有獨特的權益，也承擔群體的責任，這才是中華文化中強調的“人倫人權”精神。立足於現今社會的讀書人，應當宏揚中華“人倫”的新精神，引領國人邁向“人倫禮儀之邦”的新世紀，讓全世界的民眾體驗中華優良傳統的文化精髓，方不愧為一位現代讀書人當有的使命。（作者任職于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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