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雅晶：漢代儒學倫理思想及道德價值觀的影響

　　漢以前的周代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開拓時期。周代的成就，在於建立人文精神的世界，趨向於由宗教走向人文的建構，它是有別於殷商的；殷人的生活受宗教影響很大，而中國古代密切的神人關係，也曾一度形成社會問題。後承周文精神之孔子及其儒學思想即發端於此。 

　　儒家經典，經秦廷一火，瀕於滅絕。漢興以後，除秦挾書之律，徵求天下遺書，殘簡朽編，遂出於山崖屋壁之中。漢武帝時，慨嘆書籍殘缺，廣開獻書之路，六藝之文與諸子傳説，始並充于秘府。漢初幾朝先後立五經博士，設博士弟子員，於是凡能通一經之長者多能為吏，博士及弟子們，形成家學。儒術日盛，五經博士弟子，多至三千人，龐大的經學勢力遂成了國家官學，也成了文人獲取功名利祿的捷徑。《論衡?書解篇》雲：“世儒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為了保護名利，漸漸有了“家學”的産生，師法所承，分經分家，儼然成為私家之學。《漢書?儒林傳》中大致敘述了傳承的今古文家學派別。 

　　今文經學派（1）詩：魯（申公培）、齊（轅固）、韓（韓嬰）三家。三家詩皆用今文所撰，魯申培和燕韓嬰于文帝時立博士，齊轅固則在景帝時立博士。今僅存《韓詩外傳》。（2）書：伏（勝）、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文帝時，使掌故晁錯至伏生家受《尚書》，共得二十九篇。武帝時立歐陽生為《尚書》博士，宣帝時立夏侯勝、夏侯建二位傳《尚書》的專門學者為博士。（3）禮：高堂（生）、大戴（德）、小戴（盛）、慶（普）。《禮》在經部裏有三種：《周禮》、《儀禮》、《禮記》。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士禮》就是今天流傳的《儀禮》傳至景帝時後蒼，再傳戴德、戴盛、慶普，武帝時皆立博士；今存《儀禮》、《小戴禮記》、《大戴禮記》。（4）易：田（何）、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田何傳《易》為今文，武帝時立《易》博士，宣帝時分立施礙、孟喜、梁丘賀三家為《易》博士，元帝時又立京房為《易》博士。（5）春秋：公羊傳有嚴（彭祖）、顏（安樂），同出於胡母生（子都）、董仲舒，榖粱傳同。漢景帝時有胡母生為博士，董仲舒與胡母生同業，皆傳《公羊》之學，武時立《春秋公羊》博士，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同出於胡母生、董仲舒，宣帝時分立《公羊》博士，漢初瑕丘江公授《榖粱春秋》傳至孫為博士。《公羊》、《榖粱》二家皆為今文，於今亦傳行於世。古文經學派（1）詩：毛亨所撰，為河間獻王博士毛公所傳。（2）書：孔子裔孫孔安國發其壁藏所獻。孔安國《古文街書》，劉歆、班固雲：魯恭王壞孔子室所得，歸孔安國，以考廿九篇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略與《史記》有異。（3）禮：則有《逸禮》三十九篇，為魯恭王壞孔子宅得自魯壁中。又《周宮》經為河間獻王所得，又劉歆校書發現。（4）易：費直及高相所傅，費直（以彖、象、係辭、文言、説經）。（5）春秋：則有《左氏傳》，謂張蒼曾以教授，張蒼、賈誼、貫公及劉歆治《左氏傳》。 

　　漢代經學立為學官與相傳，及反博士的學術系統所提出批判，在此種情況下，遂出現了有關經學之同異問題。漢代有過兩次經學會議，反映了兩漢學術思想的發展：一次是在西漢宣帝甘露三年召開的“石渠閣”經學會議；一次是在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召開的“白虎觀”經學會議。這兩次會議都是在討論“五經同異”的問題，且兩次會議都“帝親稱制臨決”。就白虎觀會議而言，參與的儒士官吏人數眾多，在在顯示出儒家的“五經”是漢代最重視的學術宏典。白虎觀會議歷時數月，最後由東漢史臣班固將當時“白虎議奏”總輯成書，名曰《白虎通》《後漢書?儒林傳》雲：“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書。”又《後漢書?班固傳》雲：“令固撰集其事。”其書在《隋書?經籍志》著錄為《白虎通》六卷，未著撰人；《舊唐書》亦錄《白虎通》六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白虎通義》六卷，始具班固之名，題之曰：“班固等《白虎通》六卷。”《祟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14篇，14篇當為44篇，係傳寫過程中偽脫一“四”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十卷，雲“凡四十四門”。至於通行本何以分全書為四卷，而與原十卷、原六卷之分卷不同，今已無法參知其詳。《後漢書》中記載《白虎通義》成書始因，《後漢書?楊終傳》雲：“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水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于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于白虎觀焉。”是知白虎觀會議的召開，是由楊終首倡其議，目的在針對當時經學界章句繁多、經説歧異的情形，提出改革，以確立一統之學。 

　　一、《白虎通》的成書特點和基本思想 

　　就《白虎通》成書之過程言，至少反映了兩個特點：一是因這是天子“親稱制臨決”的欽定之書，而有著“法典”的意義，在漢代經學界，自具崇高之地位；一是《白虎通》雖然是諸儒議奏之總匯，但因天子的裁定，而有著完整的思想體系。《白虎通》之基本思想，實質上與董仲舒思想相同，皆以封建倫常為核心，以陰陽五行為骨架；然其並非僅言《公羊》學一家之言，而是更加發展了董子的思想。從西漢武帝至東漢章帝的兩百年間，經學是此一時代之主流思潮，而董仲舒是此思潮之起點，《白虎通》則是此思潮之頂峰。其學術淵源乃繼承董仲舒之天人感應論加以發展，並且雜糅經學與陰陽五行學説，以讖緯解説經義，特富迷信色彩，乃讖緯官學化之具體成果。作為時代之重要文獻而言，自漢以降其對中國人之政治思想與倫理價值觀念産生過重大影響。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是“三綱六紀”的思想。 

　　二、“三綱六紀”的發展及其倫理價值觀 

　　“三綱六紀”之形成，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從思想源流來看，似肇端于西周之後思想家之不斷自覺努力。《白虎通》中“三綱六紀”的人倫觀念，是董仲舒“三綱説”的一種系統化、權威化、制度化的理論闡述。可以説“三綱六紀”的思想于前人亦多所論述，《白虎通》的貢獻在於將它們融為一體，形成了關於人倫關係的完整思想體系。“三綱六紀”將《尚書》、《左傳》、《孟子》、《中庸》、《禮記》中對中華民族人倫道德意識的闡述綱要性地概括繼承下來，並將董仲舒、揚雄關於三綱通于天道、三綱為陰陽卑尊關係的思想加以肯定，將《禮?含文嘉》對“三綱六紀”的論述確定下來，形成中國古代社會最為完備的人倫觀念系統。將“三綱六紀”系統化、權威化、制度化，此乃《白虎通》的最大作用及特點。 

　　“三綱六紀”的基本內容，首先指的是人倫關係。許多論者指出，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宗法家族社會，國家建立在家族關係或宗族關係的基礎上。血緣關係不僅是人倫關係，而且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根基。 

　　“三綱六紀”的基本道德原則是“仁愛”原則，人倫觀念的仁是推己及人的仁愛，它強調由近及遠，不斷向外擴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看來，儒家強調的“仁愛”與宗教精神的“博愛”並不矛盾，因為一個人不能自愛，就不可能愛家人，不能愛家人，就不可能愛他人。自愛意味著對自己負責，重於培養自己的人格，維護自身為人的尊嚴，勉于將自身的潛能發揮為現實。 

　　“三綱六紀”的人倫關係是通過道德義務的履行而實現的。“三綱六紀”既確定了人倫關係中道德義務的對應性，也確定了因人倫關係中的位份所應承擔的道德義務的絕對性、客觀性、必然性。人和人之間的人倫關係是無可逃避的，相應地，人也不應有意逃避因人倫關係中的位份而有的義務。 

　　由此看來，漢儒並未像有些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僅僅強調人倫關係中道德義務的片面性、絕對性，而是肯定人倫關係中道德義務的對應性。從《白虎通》中可以看出，三綱不僅僅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且也是三種基本的或主要的人倫關係。《白虎通?諫諍》就以五常作比喻，提出臣對君“諫諍”的五種方法： 

　　一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諫者智也，患禍之萌，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于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 

　　事實上，這五種方法都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得到體現，可以視具體情況而運用。從本質上來説，這些方法都是一致的。“三綱”強調“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既有強調上下尊卑貴賤關係的一面，也有強調君、父、夫一方履行更高的道德義務的一面。換言之，在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妻的對應關係中，君、父、夫要擔負起主導性的道德義務，居於主動的、主導的地位。嚴格地説，後者才是儒學的主導方向。如：男于從小就被教育要當“大丈夫”，擔負起家庭乃至家族的責任；其材可造的，則進一步被教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負起社會義務。此以陽尊為主的社會定位，表現了當時社會倫理秩序的特色。《白虎通》強調三綱，主要目的在於使人倫道德秩序規律化、客觀化、絕對化，強調道德義務的不可逃避性或不應逃避性，旨在實現社會的穩定、人際關係的和諧。在三綱中，臣對君、子對父、婦對夫的服從，嚴格地説不是對某個個體，而是對道德義務的服從，即對自身相對對方應履行的道德義務的服從。這是服從道德的權威，而不是服從世俗的權威。從義不從君，從道不從父，就是這層意思。換言之，從本義上講，綱在理、在道，而不在人。而且，這種對道德義務內的服從，是與另一方對道德義務的服從相對應的。故《白虎通》指出，君犯過，天必通過災變加以警告，《災變篇》雲：“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若君履行了自身的道德義務，天必現“符瑞”表現吉祥，這種思想對君主而言實際上是軟弱無力的，但其中也表現出對君主的道德義務的強烈要求。 

　　三、《白虎通》在漢代學術思想中的地位 

　　《白虎通》是與《春秋繁露》、《春秋公羊傳解詁》及至若干讖緯之説，深相聯結的一部撰著，是研究漢代經學不可或缺的典籍。如果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開展了儒學在西漢的方向，無疑地，《白虎通》對董仲舒儒學思想有著新的繼承與發展，它不僅影響了東漢中晚期的思想，尤其是它具有強烈的道德理想的要求，充滿了“天人合一”的使命感，雖然有相當多的政治動機的政策傾向，但是依然力求道德價值的具體實現，具有道德教育的政治理想。它的“三綱六紀”或“三綱五常”的倫理價值觀，支配了中國人的倫理生活近兩千年，對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供了很大的助益，但對民族文化的創造力則有所牽制與羈絆。張永傭：《〈白虎通德論〉之思想體系及其倫理價值觀》，見《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頁。《白虎通義》的哲學內涵彰顯其在漢代學術思想中的地位。 

　　四、《白虎通》“三綱六紀”理論之影響 

　　“三綱六紀”之理論在長達近兩千年的中國社會中，一直在社會、政治生活和家族生活上作為佔統治地位的倫理思想觀念得以奉行，是有其深刻之內在根源的。其一，“三綱六紀”所強調的人倫關係中的道德義務的對應性，有利於解決、調整個人利益和他人利益、家族利益、國家利益間的關係，有利於保持社會的穩定、人際關係的和諧，而不是如韓非子所認為的那樣，勢必造成社會的混亂。個人道德義務的履行是社會關係得到實現或調解的首要前提。僅僅強調片面義務的履行不可能真正維持社會的穩定，只有對應性義務的履行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其二，人倫觀念立根于血緣家族關係及其制度較為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現實。它使家族建立在家庭基礎上，使國家建立在家族基礎上，從而使整個社會有相對穩固的基礎。所謂“天下一家”，就是這種現實的寫照。其三，人倫觀念強調道德的理性、慾望和情感因素的和諧和有機統一，為道德修養中的人格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開闢了道路。人倫關係是充滿人情味和人性氣息的人際關係，它要求的理性總是和情感慾望相契的理性，而情感慾望總是伴隨著道德理性，為道德理性所固有，而任何理性都伴隨著特定的情感慾望。這種情理交融、合情合理的精神生活氛圍，能使人格充實、強健、自立自主，而不是空虛無助的。所有這些，都是“三綱六紀”的人倫觀念在中國社會長期得到奉行的重要因素。 

　　在當代社會，人倫觀念所包含的道德價值仍然有助於我們炎黃子孫個體人格和社會人格的健康成長。其一，“三綱六紀”的人倫觀念，以絕對必然性的形式展現出相對的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價值、道德義務，這對於個體的人格修養是有益的指向。而“三綱六紀”的人倫觀念通過對現實生活中的對應性道德義務絕對性價值的強調，向我們彰顯：道德價值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對應性道德義務如果僅僅停留于相對性的層次，人格境界只能包容有一般的道德價值；只有上升到絕對性道德義務，人格境界才有可能包含真、善、美和諧統一的價值。其二，“三綱六紀”的人倫觀念所包含的忠恕之道，乃是個體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的良方。愛人應從近處做起，從自愛到愛親人、愛朋友、愛師長，漸漸擴展到愛國人乃至一切人。強調從小處著眼，並不是否認博愛的原則規範，相反，是為了能夠真正達到並履行博愛。因此，在一個成熟的儒家個體道德人格身上，基督的博愛和仁愛並無異處。其三，“三綱六紀”的人倫觀念對道德義務的強調，對於培養自強、自立、自決的道德人格具有重要意義。有些人只看到傳統的“三綱六紀”培養奴性人格（奴才），卻看不到“三綱六紀”的實質在於培養有高度道德主體性的人格。透過“三綱六紀”強調服從的律則，就能看到它要求“頂天立地”、“自強不息”的本質。其四，“三綱六紀”的傳統觀念，對於現代社會的構建原則仍然適用。當然，我們並不否定“三綱六紀”思想的負面性，如：在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對照下，于“民主”與“人權”上是不足的。但是如何闡明“三綱六紀”倫理規範中的“自然法”，使現實社會的人之社會行為有常理可循，仍不失其時代之需要。 

　　五、結語 

　　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與物質財富的綜合，是具有民族性的；中華文化以儒學為主流，而儒學是以群經來作為它的主幹的。兩漢思想家承襲儒家傳統，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兩漢儒家思想雖因時代所限尚帶缺陷，但他們在思想反省上所表現出來的努力，卻深具時代意義。 

　　進入21世紀的中華民族、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是否也應在繼承、創新傳統優秀道德價值的基礎上，進行政治實踐不懈努力和創造的同時，反思我們的倫理道德和理念政治呢? 

　　不包含道德理念、不力圖實現道德價值的政治，只是單純的政治利益的爭奪，不是應有的政治。道德理念對於政治運作而言總是一種理想，道德政治的運作必然是一種創造，一種啟動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的力量、智慧和德性的創造，一種將價值原則具體化為政治活動的創造，道德政治必須是立足於內在必然性的事實之上的努力。陳福濱著：《兩漢儒家思想及其內在轉化》，輔仁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頁。若我們都靜心省思，朝著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方向努力，海峽兩岸定會有和合歡顏之時。 （作者任職于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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