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躍紅：活的傳統、移民社會結構與現代化進程

　　一、文化共同體與族群差異 

　　從一般比較文化研究的知識邏輯出發，任何個體和群體的人們在非我的文化地域中生存、交流和發展，其所遭遇的文化壁壘和文化衝突都會較為緊張和突出，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由於許多根本性的文化差異難以彌合，一個文化迥異的異鄉人要想融入對方的社會，他所面臨的矛盾和困難往往無比的嚴峻。就是在號稱文化大熔爐的美國這樣典型多文化、多種族的移民社會中，兩百多年以來，問題也沒有得到最後真正的妥善解決。即使是奧巴馬作為“有色群體”的代表成了新一屆美國總統，他今後仍舊會要面對各種文化衝突的挑戰。 

　　顯然，這並非本文所要關心的重心，但它卻是我們發現問題的思考起點。當我們從世界回到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地域之中時，對於多數人而言，我們都會直覺地以為情形可能會好很多，理由是因為在這裡，我們分享著同一個延續幾千年的語言、傳統和風俗習慣的文化血統，其間各種文化的矛盾和衝突按理説應該要麼自然消解，要麼會衰減很多，協調起來、解決起來也相對容易一些。 

　　然而問題真的如我們想像的這樣簡單嗎？現實的回答恐怕未必竟然。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從現實世界的格局變遷中就能夠輕易地發現，在某些悠久的文化共同體內，由於不同族群之間在文化理解上的差異，意識形態對立和現實利益衝突嚴重阻礙其自身現代文化融合以及經濟現代化發展的突出事例舉不勝舉。如果硬要舉例子的話，我們也許可以從已經統一許多年的德國東西部、南北越等地域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中去找到一些證據。當然，我們同樣也可以從朝鮮半島的現狀中去發現某些問題的困難糾結。 

　　如果説這些國家和地區間的衝突，往往由於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程度差異所造成的矛盾糾纏，從而使得文化傳統的問題成為缺席的在場和隱晦不明，那麼，還有一類更現實的情況，就是在同一文化傳統下，不同時代的群體陸續遷徙到一塊土地上，他們身處同一傳統文化的想像性共同體中，其社會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的鴻溝也並非突出到不可調和，但是，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傳統的總體核心價值影響力竟然退居幕後甚至缺席，而族群之間的各種矛盾和利益衝突卻異常激烈突出，久久得不到協調和解決，進而影響到了社會的和諧、文化的創新以及經濟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 

　　於是，我們不得不開始追問，為什麼傳統文化的統攝力量不能在這裡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意志和籠罩性的文化影響？為什麼反倒是因遷徙而先後形成的定居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和利益衝突上升成為重要的社會和個人價值選擇，其走向有時候竟然與現代文化和民主政治的方向相悖離，或者將其歪曲混淆成為族群壁壘和民粹主義的代言符號，以致制約和阻礙了社會的現代發展進程？如此等等。 

　　很顯然，在現代化發展的路途上，我們不僅要解決跨文化的壁壘、差異和衝突問題，同時我們還必須回過頭來，認真面對同一文化共同體之內不同文化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文化誤讀、文化理解和文化的整合問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不妥善地解決這一文化難題，我們自身傳統的現代性轉化和創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社會的融合、和諧以及未來發展，都會遭遇到突出的內部文化矛盾的瓶頸。 

　　二、傳統的生長性與地域文化結構 

　　為了厘清其間的關係，我們需要重新來理解傳統。作為社會的共識，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傳統，而一些歷史悠久、綿延不斷的古老文化由於史上的機遇和能力，曾經構建了自己具有原創性的傳統文化和他們的關鍵詞系統，例如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歐美的基督教文化，中近東的伊斯蘭教文化，等等。這些個文化對於周邊地區和世界都先後造成自身的影響和認同關係場域。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明白，傳統和傳統文化都不是固定不變的“文物”，它不需要像某些漢學家所做的那樣，以考古學的態度，用放大鏡和手術刀去解剖。傳統是活的存在形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軀體中從古流淌至今並且必將流向未來的“文化血液”，它時時刻刻在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和言行。 

　　就中華傳統文化而言，文化史和學術史研究都告訴我們，他的傳統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並且陸續不斷地生長起來的一種存在。其形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各種各樣外來的和自身地方性的文化都參與了這一歷史共創的過程。一方面，在這種文化的多元共創過程逐漸形成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精神方向，如身心家國天下一統觀，如天地君親師，如忠孝節義，如道，如氣，如中庸，如和而不同的理論，種種。另一方面，也由於中華傳統文化形成的資源多源性和歷史久長性，也就形成了中華傳統文化內部各種不同的地方文化，四夷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以及本次會議集中討論的閩臺文化、客家文化，等等。它們其實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總屬下的地方文化之一種，所以費孝通先生等學者要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一體特性，其論述顯然具有很強的統攝意義和説服力。 

　　而具體到這些地方文化，它們除了具有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特徵外，同時也因為各自所特有的人文地理環境而具有它自身的文化特點，例如所謂閩臺文化、客家文化的外向性、開放性、危機性和闖蕩金山的冒險性意識，很大程度上便是拜其特殊的社會和地理環境所贈，這在西北內陸是不可想像的。 

　　我在這裡特別要補充的是，中華傳統文化除了具有上述空間上的分佈差異外，在一個主要以本源文化移民陸續遷徙形成主體人群的社會中，傳統文化的時間差異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也需要認真加以考量。以臺灣地區為例，在這樣一個以不同時代的大陸移民群體為主體的海島性社會中，鋻於前面所論述的整體傳統文化的流動性、生長性和多元一體性，不同時期移民人群帶入島內的中華文化傳統的內容事實上是有所區別的。無論是近古和明清的軍墾移民，《馬關條約》簽訂前後的沿海移民，還是內戰後期的潰退移民，不同族群所帶入、所容涵和所理解的關於傳統的價值觀念、問題意識和現代性特徵就明顯不盡相同。譬如具有所謂封建一統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改良的、維新的、革命的性質，等等。 

　　應該説，越是時代往後的移民群體，他們所受到歐風美雨外來文化的影響就越多，現代統一民族國家的認同度就越高，危機意識、開放意識和重建中華文化以及國家現代化的意識也就越強。反之則因為閉塞視聽，因為缺少主流傳統的關懷，因為時間和距離的關係而與主流文化有所疏離。並且由於受到其他外來文化，如日本島國文化殖民的影響，無形中就會強化地方文化的獨立性，有的甚至試圖游離出所屬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之外去。儘管這無疑是一種顛倒了文化主體性、歸屬性和地方性關係的歧路。 

　　也正因為存在這些差異，才會在文化的誤解和誤讀中出現一些所謂的文化亂象。於是我們也多少能夠理解，為什麼同是屬於中華多元一體文化之下的沿海文化、閩臺文化、客屬文化的群體，在臺灣地區卻一直有那麼多的所謂“省籍之爭”“族群之爭”“黨派和宗親之爭”。除了意識形態和利益關係外，或多或少是與不同群體之間這種對於中華傳統文化接受理解的時間和空間差異，以及其與現代意識的遠近距離有著或是明顯，或是隱性潛在的重要關聯。而要真正實現未來民族國家的完整建構和推進現代化的發展，就必須面對這些文化上的時空差異，努力消解矛盾，彌合分歧，向著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去建構我們的文化凝聚力。 

　　三、核心價值認同與現代性揚棄 

　　既然我們認定中華傳統文化是一類活的知識傳統和文化形態，是一條流動的河流，那麼無論是它的主體價值形態的構成，還是所屬地域文化形態的形成，也都難免泥沙俱下、良莠並出，並且存在著與時代發展所不相適應的種種敘述方式。隨著時代的演進，主流傳統文化自然必須要有新的生長，新的內涵，新的價值認同構成。因為，既有的現代世界的社會現代化發展史已經證明，在面向現代社會、面向現代民主政治和面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即使是再優秀的傳統文化，也都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向著未來的揚棄生長和現代轉化的過程。 

　　具體到各種中華民族的地域性傳統文化，譬如閩臺文化、客家文化等，不管其存在的是空間向度的價值差異，還是時間向度的認識差異，但它們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必然也無可回避地、別無選擇地要在向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去實現自身的揚棄和現代發展，而不太可能故步自封，自外於時代潮流。 

　　那麼，什麼是我們地域性文化的正確揚棄方向呢？讓我們權且借用老子的一句話，叫做“為學曰增，為道曰損”。這裡沒有搬用老子的意思，而僅僅是借用其中兩個字而已。也就是説，無非只有“增”和“損”這兩種選擇。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只要有助於突出中華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有利於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有益於國計民生、人民福祉和能夠推動現代化發展的，我們就應該去主動認同、詮釋和強化它的存在價值，豐富它的歷史和現實內涵，使其作為傳統的現代存在形態發揚光大。而對於那些在不同時空條件下形成的地方文化意識、族群文化意識和價值觀念中不利於文化認同，不利於民族國家現代化發展，有礙與現代國際潮流接軌和融合的方面，則不妨有意識地去減損它，消解它，顛覆它。不管它的形成具有何種無奈和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現代性發展的主體潮流進程中，無論如何，它們都是無足輕重的，是可以放心地交給歷史激流沖刷遠去之物。在21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一種具有歷史進步特徵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形態，才應該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期待。（作者任職于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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