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刑訴法兩個“可以”變“應當” 顯法律嚴肅性
時間:2012-03-15 10:10 來源：中國青年報
對照3月8日提請大會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今天經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的《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中，有關死刑復核程式中訊問被告人的規定，和經過二次補充偵查的案件，檢察院仍然認為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作出不起訴決定的規定中，兩個“可以”修改成了“應當”。
2011年8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一審草案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2011年12月進行二審的草案將“應當”改為“可以”，3月8日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的三審稿維持了這一規定。
這意味著，死刑復核中是否訊問被告人屬於法官的自由裁量的範圍。年逾八旬的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在兩會前夕接到了許多業內人士的電話，希望他以刑訴法泰斗的身份，關注草案中的這一表述。
3月7日，陳光中表示，這是個倒退，如果該條款最終獲得通過，法官無論訊問與否，都將是合法的——即便案件事實需要調查、相關證據需要當面質證、被告和辯護人強烈要求法官訊問被告人，這與刑事法律追求的確定性效果不符。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李貴方參加了多次刑訴法修改討論，“我們在立法的含混性上吃過很多虧，有些條文因為一句話表述不清，而在實踐中被無限擴大化地進行了適用，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他説。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汪夏在審議草案時表示：“法條中用‘可以’來表述，沒有強制力，也就是説在司法實踐中，你可以按照法條上的要求去做，如果不做，也沒有錯。這就給實際操作留下了一個‘模糊空間’。”
她認為，在刑事案件中，偵查取證、庭審質證、死刑復核都是相當關鍵的過程，決定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罪輕或罪重，必須極其嚴謹，一旦留下“可以”的“模糊空間”，實踐中就有被濫用的可能。
提出類似意見的全國人大代表不在少數。3月13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對這一規定作出修改，將“可以”恢復為一審稿中的“應當”。
“死刑案件人命關天，死刑復核是最後的關口，改回‘應當’，每個死刑復核案件都必須詢問被告人，程式正義更加彰顯。”陳光中評價道。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同樣給予了高度評價：“可以”改為“應當”，在對司法機關的要求上發生了質的變化，以前在死刑復核案件中，最高法一般只看一審和二審的案卷，很少聽取被告人本人陳述。現在規定應當訊問，使被告人獲得了陳述機會，能夠使法官清楚了解，比如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問題，意義非凡。
此外，3月9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建議對草案作出的8處修改中，對於二次補充偵查的案件，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此前的草案中，表述是“可以做出不起訴決定”。
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一些疑難案件偵查和審查起訴過程中，往往需要補充偵查，由於缺少硬性規定，補充偵查往往被濫用，檢察院遲遲不做決定，犯罪嫌疑人被無限期羈押。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朗勝解釋説，此處修改，也是部分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了意見，對於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貫徹“疑罪從無”的基本原則具有重大意義。
一些刑訴法學者針對這兩處“可以”改為“應當”評價説，《刑事訴訟法》作為程式法律，不能在“可以”和“不可以”之間取捨。尤其對於公權力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法律沒有規定的，就不能去做；法律規定應當去做的，就必須去做，而不是“可以”、“不可以”做的問題。（記者 王亦君）
2011年8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一審草案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2011年12月進行二審的草案將“應當”改為“可以”，3月8日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的三審稿維持了這一規定。
這意味著，死刑復核中是否訊問被告人屬於法官的自由裁量的範圍。年逾八旬的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在兩會前夕接到了許多業內人士的電話，希望他以刑訴法泰斗的身份，關注草案中的這一表述。
3月7日，陳光中表示，這是個倒退，如果該條款最終獲得通過，法官無論訊問與否，都將是合法的——即便案件事實需要調查、相關證據需要當面質證、被告和辯護人強烈要求法官訊問被告人，這與刑事法律追求的確定性效果不符。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李貴方參加了多次刑訴法修改討論，“我們在立法的含混性上吃過很多虧，有些條文因為一句話表述不清，而在實踐中被無限擴大化地進行了適用，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他説。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汪夏在審議草案時表示：“法條中用‘可以’來表述，沒有強制力，也就是説在司法實踐中，你可以按照法條上的要求去做，如果不做，也沒有錯。這就給實際操作留下了一個‘模糊空間’。”
她認為，在刑事案件中，偵查取證、庭審質證、死刑復核都是相當關鍵的過程，決定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罪輕或罪重，必須極其嚴謹，一旦留下“可以”的“模糊空間”，實踐中就有被濫用的可能。
提出類似意見的全國人大代表不在少數。3月13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對這一規定作出修改，將“可以”恢復為一審稿中的“應當”。
“死刑案件人命關天，死刑復核是最後的關口，改回‘應當’，每個死刑復核案件都必須詢問被告人，程式正義更加彰顯。”陳光中評價道。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同樣給予了高度評價：“可以”改為“應當”，在對司法機關的要求上發生了質的變化，以前在死刑復核案件中，最高法一般只看一審和二審的案卷，很少聽取被告人本人陳述。現在規定應當訊問，使被告人獲得了陳述機會，能夠使法官清楚了解，比如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問題，意義非凡。
此外，3月9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建議對草案作出的8處修改中，對於二次補充偵查的案件，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此前的草案中，表述是“可以做出不起訴決定”。
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一些疑難案件偵查和審查起訴過程中，往往需要補充偵查，由於缺少硬性規定，補充偵查往往被濫用，檢察院遲遲不做決定，犯罪嫌疑人被無限期羈押。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朗勝解釋説，此處修改，也是部分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了意見，對於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貫徹“疑罪從無”的基本原則具有重大意義。
一些刑訴法學者針對這兩處“可以”改為“應當”評價説，《刑事訴訟法》作為程式法律，不能在“可以”和“不可以”之間取捨。尤其對於公權力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法律沒有規定的，就不能去做；法律規定應當去做的，就必須去做，而不是“可以”、“不可以”做的問題。（記者 王亦君）
編輯:孟雅詩
